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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研究
從“泛化”的哲學史觀看唐詩中的“自由”觀念
發表時間:2019-04-06 13:43:01    作者:吳根友, 張業康    來源:《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
【摘要】"自由"一詞在東漢經學家鄭玄的《禮記注》中就已經出現,后來在《后漢書》等史學著作中不斷出現,但主要意思都是指與制度、秩序相違背的一種個人的任性行為,因而主要表現為一種負價值。但在唐詩中出現的"自由"一詞,其所表達的價值取向則主要是一種正面的價值訴求,主要義涵涉及四個方面:一是對政治上、官場上不自由的反抗;二是對身心、情感上不自由狀態的不滿;三是指一種與個人自主的目的性相關的自由意志;四是指一種與宗教的解脫生活相關的自由意志。但在整體上都表現了對自由感獲得之肯定。嚴復曾說,"自由"是中國歷古圣賢所深畏的一種價值,從未以之"立教"。從經學的角度看,嚴復所言大致不差。若從唐詩的角度看,"自由"已經成為部分詩人所追求的一種正面價值。發掘傳統文化中有利于當代價值觀建設的文化遺產,是當代傳統文化研究的一項義不容辭的責任。
【關鍵詞】唐詩;自由;哲學史 ;“純化”與“泛化” 


一、問題的提出 
 

作為現代西方倫理學、政治哲學核心概念之一的“自由”,通過嚴復的翻譯,并伴隨著西方現代倫理學、政治學的傳入,在現代中國的思想譜系里,已經成為了一個重要的思想概念。在當代中國的核心價值觀之中,自由也是核心價值之一。但“自由”的觀念與中國傳統本土思想的關系如何?我們的思想史研究還沒有給出比較令人滿意的回答。本人曾經通過光盤文獻檢索,對“二十五史”中“自由”一詞的意義作過分析,另有學者通過對嚴復有關“自由”一詞翻譯的研究而考察了“自由”一詞在傳統制度、文化中的意義。本文主要通過對唐詩中“自由”一詞的分析,嘗試從觀念史的角度揭示唐代文學家如何追求一種不受束縛的生活方式的,并揭示“自由”一詞在唐詩中所具有的多重意思,進而揭示傳統的唐代思想史研究中一個不受關注的新面向,即通過唐詩的詞匯研究來揭示唐代思想史的某一個面向。本文采用的是蕭萐父先生關于哲學史研究的“純化”與“泛化”相結合的方法,將哲學史、思想史的研究材料拓展到文學史的領域,從更加廣泛的人文學的角度探討人類精神與心靈的發展史。這種“純化”與“泛化”相結合的哲學思想史研究方法,實際上與中國傳統學術中“六經皆史”、“六經皆文”、“經學即子學”等打破學科壁壘的學術主張,具有相通之處。學術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學科的不斷分化,這種分化的傾向與趨勢使得學術研究走向專業化與精細化,進而可以深化對人類思想的認識。但是,學術發展的另一個面向,就是在更加精細分工的基礎上從事新的綜合與通觀。本文采用的“泛化”的哲學史研究方法,就是在哲學史研究材料的使用方面采用了通觀的方法。
 
由于統計材料的處理技術手段有限,本文還未能窮盡現有的五萬三千多首唐詩中出現的“自由”一詞,但電子版四庫全書《全唐詩》中包含有“自由”一詞的詩作已經囊括在內。僅就目前整理出來的文獻看,唐詩中“自由”一詞基本上表達的是一種正面的價值,該詞匯主要表達了詩人們向往一種不受束縛的、順從自己個人意志的生活方式或生活狀態。而唐詩中最早出現“自由”一詞的,是中唐詩人杜甫的詩作,如《西閣二首》之一和《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初唐詩人的作品中沒有發現“自由”一詞。在中晚唐詩人元稹、白居易的詩作中,“自由”一詞出現的頻率最高。這與中晚唐詩歌發展出來的表達詩人內心體驗的新主題有關。韓愈、孟郊等人強調“物不平則鳴”的詩文主張,對中晚唐詩人注重表達個人心靈與精神的面向應該有一定的影響。元、白詩歌中多次出現“自由”一詞,并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當然,在五萬多首唐詩中,沒有出現“自由”一詞而全詩表達詩人追求自由的精神祈向的詩作,是不勝枚舉的,像劉禹錫《秋詞二首》之一的名篇即是典型例證:“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云上,便引詩情到碧霄。”這首詩就表達了“詩人對自由境界的無限向往之情”。因此,通過“自由”一詞來研究唐代詩人追求自由的精神祈向,僅僅是一種非常初步的方法,更加深入、細致的研究還有待更多的學人去努力。不過,作為拓展哲學思想史研究材料范圍的一種新嘗試,也出于哲學研究重視概念、范疇的學科需要,本研究暫時探討唐詩中直接出現“自由”一詞的主要詩作,以補唐代哲學思想史研究的一個小小空白,亦希望為唐詩的思想研究提供一個新視角。
 
另外,出于現代哲學對于“自由”觀念的理解,一般情況下不把因為自然的原因而導致人的行為不自由看作是對自由的禁止。因此,唐詩中有幾首因為生理、年齡、自然環境等原因而導致人的不自由狀態的詩作,沒有作為本文重點處理的對象,如詩人寒山(唐太宗貞觀時人。一說為唐代宗大歷年間人)曾作詩道:
 
為人常吃用,愛意須慳惜。老去不自由,漸被他推斥。送向荒山頭,一生愿虛擲。亡羊罷補牢,失意終無極。
 
在此首詩中,寒山著意刻畫了由于人老血氣衰減所導致的身體不自由的狀態,以及人在此狀態下的消極情緒。這種不自由不是現代哲學所關注的對象。
 
詩人元稹(公元779—831年)《遣行十首》中的一首,亦描述了類似寒山的人生感受:
 
褒縣驛前境,曲江池上情。南堤衰柳意,西寺晩鐘聲。云水興方遠,風波心已驚。可憐皆老大,不得自由行。
 
此詩作于公元816年,是作者被貶于通州任司馬之職的時期。詩的前四句寫褒縣驛站周邊環境的美好,最后一句卻說因為年歲的增長,身體不便,不能自由地游覽諸多勝景,甚為遺憾。該詩借景抒情,表面上寫因身體老邁而行動不自由,實際上暗含了對遭到政治貶謫的不滿。但從“可憐皆老大,不得自由行”一句看,與寒山詩要表達的“老去不自由”的意思,基本相同,故也放在這一類作品之中。
 
詩人王建(公元877~943年)在《長安早春》一首詩中說:“霏霏漠漠繞皇州,銷雪欺寒不自由”。詩中之景是:春寒料峭,長安城飄著雪花,雪融化時,人也浸透在寒涼之中,出行與活動均受到限制。這首詩主要揭示了外在環境導致了人的行為的不自由。
 
綜上三首詩所涉及的人的行為自由受限問題,無論是生理上的限制,還是外在自然環境的限制,從現代哲學的角度看,都屬于自然力對人的內在自由意志、愿望的達成造成了限制,因而讓人產生了一種無奈、痛苦、消極的不自由的感覺。但這種意義上的不自由,與現代哲學關注的自由問題關系不大。現代哲學所討論的自由,往往與社會政治制度以及道德倫理的約束、限制相關。故本文不將上述三首出現了“自由”一詞的作品納入討論的范圍。下面我們將從四個方面探尋“自由”一詞在唐代詩歌中所展現出的主要義涵。一方面借此表明,現代哲學中所討論的“自由”問題,其實并不完全外在于傳統中國人的思想觀念。我們的意圖并不是要以此表明外國人有的東西我們也一定要有,我們只是要通過泛化的哲學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揭示中外思想在某些問題上的相通性。另一方面,我們將從黑格爾的哲學史觀中汲取有益的思想教益,也不會將唐詩中出現的“自由”觀念無限地拔高,以此來炫耀中國傳統思想已經達到了某種輝煌。
 
二、唐詩中“自由”一詞指涉的精神維度       
 
僅就目前電子版四庫全書《全唐詩》中有“自由”一詞的絕大多數詩作而言,唐詩中所呈現出的與人的主體自由精神相關的詩作,主要涉及以下四個維度:一是對官場上、政治上不自由的感嘆;二是對日常生活中因為各種關系、條件的限制而導致人生不自由的嘆息;三是用一種文學的隱喻方式表達出對抽象的精神、心靈自由的向往之情;四是對道家或佛家式的自由之向往。前三種精神追求大體上體現了唐代詩人群體向往自由的精神維度由具體到抽象的思維邏輯,而第四種精神維度,恰恰體現了唐代的道家道教、佛教思想對很多詩人精神有深刻影響的一面。下面就扼要概述并分析“自由”一詞在這四個維度中的意思。
 
(一) 對官場上、政治上不自由的感嘆
 
在傳統社會中,出處進退是士人安身立命的首要人生課題。唐詩中出現的“自由”一詞恰恰就與此問題相關,用現代人的觀念來理解,即是涉及士人在政治生活中的意志自由問題。劉禹錫(公元772~842年)《和思黯憶南莊見示》一詩云:
 
丞相新家伊水頭,智囊心匠日増修。化成池沼無痕跡,奔走清波不自由。臺上看山徐舉酒,潭中見月慢回舟。從來天下推尤物,合屬人間第一流。
 
劉氏以伊水上游之水流入丞相之家的池沼而不再自由流動的文學意象為喻,以詩的方式暗示了士人從處士的自由狀態進入官場后就不再自由了的道理。這首詩與宋人林稹《冷泉亭》一詩所喻極其相似,如林詩寫道:“一泓清可沁詩脾,年來冷暖只自知。流出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兩首詩的不同之處在于:劉詩強調士人的自由,而林詩強調詩人品質由純潔到不純潔的變化結果,著眼點是德性的變質。
 
與劉禹錫上首詩的具體內容所指不同,意思卻有相近之處的其他中晚唐詩人的作品,同樣揭示了士人在官場與政治活動中的不自由。作為劉的好友,唐代“永貞革新”的代表人物之一柳宗元,其《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一詩同樣含蓄地表達了政治革新的困難與不自由:“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瀟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此詩作于柳宗元被貶柳州時期,象縣是柳州的屬縣,破額山在象縣附近。柳宗元的一位友人途經破額山,賦詩一首寄予柳宗元,這是柳宗元的和詩。“碧玉流”一句主要是刻畫自然環境之美,“木蘭舟”則寓意他的友人所居住的環境之雅潔,以此象征友人人格之高潔。“春風無限”一句則是對中唐政治生態的整體肯定,但詩人最后一句卻筆鋒一轉,說道,雖然有無限的春風,但要采摘那理想中的蘋花以贈友人,卻不可得,暗示他與劉禹錫等八司馬的政治革新的失敗。這首詩為近代思想家嚴復所看重,他在翻譯英文Freedom一詞時,將此中古漢語“自由”一詞當作了Freedom的對等詞匯,今天“自由”已經成為現代漢語中最具有哲學意味的詞匯之一。
 
在中晚唐詩人白居易的詩作中,“自由”、“不自由”的表述大多與仕途生活相關。他以自身的生活經驗為基礎,用白描的語言揭示了官場生活的不自由。概而言之,白居易主要從四個方面揭示了唐代政治生活中士大夫的不自由狀態:第一,為官的不自由首先體現在事務的繁多上:“豈無平生志,拘牽不自由”(《適意二首》),“幾時辭府印,卻作自由身”(《晚歸早出》)。第二,官場中的得失往往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他在《相和歌辭·短歌行二首》中說:“世人求富貴,多為身嗜欲。盛衰不自由,得失常相逐。”第三,智巧之人在名利網中患得患失、憂愁焦慮,就像籠中之鳥一樣不得自由。比如他在《感所見》中說:“巧者焦勞智者愁,愚翁何喜復何憂。莫嫌山木無人用,大勝籠禽不自由。”在《詠意》篇中說:“身心一無系,浩浩如虛舟。富貴亦有苦,苦在心危憂。貧賤亦有樂,樂在身自由。”在《勉閑游》中說:“天時人事常多故,一歲春能幾處游。不是塵埃便風雨,若非疾病即悲憂。貧窮心苦多無興,富貴身忙不自由。唯有分司官恰好,閑游雖老未能休。”第四,借詠史的形式表達自己在政治上的不自由感覺,如“臥逃秦亂起安劉,舒卷如云得自由。若有精靈應笑我,不成一事謫江州”(《題四皓廟》)。四皓是秦時隱居陜西商山的四位隱士,對漢惠帝劉盈的順利即位、安定劉氏天下作出了貢獻,之后又隱居商山。四皓對出處進退的時機把握得很恰當,像云一樣舒卷自由。而此時的白居易卻被貶于江州,即今天的九江,后兩句詩,白居易顯然是借四皓的自由狀態來自嘲。在《贈吳丹》一詩中,白居易表達了類似的情感:“巧者力苦勞,智者心苦憂。……宦途似風水,君心如虛舟。汎然而不有,進退得自由。”此詩中,白氏通過羨慕別人自由而感嘆自己不自由,反襯自己更加不自由。
 
不過,由于白居易對佛教思想有一定的接受,他所創作的一系列揭示自己在政治生活中深感不自由的詩作,并沒有一種悲觀或激越的情感。他常常通過揭示世事浮沉的無常,而表現出一種全體放下的超越性。他既沒有李白那樣的激越,也沒有杜甫那樣的沉郁,而是通過對塵埃風雨、疾病悲憂等不自由之事的觀照,揭示出心中向往的自由之境。“時泰歲豐無事日,功成名遂自由身”(《對酒勸令公開春游宴》)、“官散殊無事,身閑甚自由”(《重修香山寺畢題二十二韻以紀之》)等詩句,則是對不受公務牽絆而獲得自由的精神快感的直接抒發。
 
白居易的好友元稹也有不少詩作揭示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不自由,《寄吳士矩端公五十韻》一詩云:“往事返無期,前途浩難測。一旦得自由,相求北山北。”《輞川》一詩作于元和五年的貶謫途中,作者借輞川之水表達了對世事浮沉的無奈和感嘆:“世累為身累,閑忙不自由,殷勤輞川水,何事出山流?”《喜李十一景信到》這首詩,通過朋友的來去自由,反襯出他自己因為在官場而沒有自由的尷尬:“何事相逢翻有淚,念君緣我到通州。留君剩[多也。引者注]住君須住,我不自由君自由。”
 
在中晚唐的詩人當中,在詩中表達自己政治生活中不自由的還有李商隱、王建、羅隱等人。李商隱《和韓錄事送宮人入道》一詩則反映了個人在政治權力支配下的不自由:“星使追還不自由,雙童捧上綠瓊輈。九枝燈下朝金殿,三素云中侍玉樓。鳳女顛狂成久別,月娥孀獨好同游。當時若愛韓公子,埋骨成灰恨未休。”首聯寫送宮女入道觀,宮女被認為是天上的仙女降落到世間的,道觀派遣玉童玉女來迎接,等于把人間的仙女追還回來。頷聯寫道觀的清修生活。頸聯和尾聯寫宮人的世俗幸福被剝奪。這里的“不自由”實際上反映了政治勢力對個人命運的主宰。與此詩意思相近,李商隱《擬意》一詩評述一位舞女道:“上掌真何有,傾城豈自由。” “上掌”謂舞態輕盈。這位舞女雖有傾城之貌,但卻被富貴之家所霸占,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失去了自由生活的機會。
 
羅隱的《汴河》一詩則批判了政治權力造成了百姓生活的不自由。“當時天子是閑游,今日行人特地愁。柳色縱饒妝故國,水聲何忍到揚州。乾坤有意終難會,黎庶無情豈自由。應笑秦皇用心錯,謾驅神鬼海東頭。”這首詩批判了隋煬帝調用大量民力物力修筑大運河,以滿足自身閑游的事。“乾坤有意終難會”是說隋煬帝閑游的主觀意圖終究不被作者認可,“黎庶無情豈自由”是說百姓被無情地調用,在政治權力的支配下,沒有個人的自由。
 
羅隠在《商于驛與于韞玉話別》一詩中,用“還被青青桂,催君不自由”兩句詩,揭示了士子在科舉制度中的不自由狀態。“青青桂”比喻科舉及第,追求功名的社會氛圍會帶來心理壓力,使人感到不自由。
 
王建《贈人二首》一詩中涉及底層官吏在職業生涯中的不自由狀態:“多在蓬萊少在家,越緋衫上有紅霞。朝回不向諸余處,騎馬城西檢校花。” “金爐煙里耍班頭,欲得歸山可自由。每度報朝愁入閣,在先教示小千牛。” “蓬萊”指長安的大明宮。王建的這兩首詩描寫了一位擔任禁衛軍班頭的友人被瑣碎的朝廷事務纏身,他要預先訓練禁衛軍,以便百官在禁衛軍儀仗隊的指引下入朝,并且上朝回來之后,還有檢察城西的任務,無暇去別的地方,在家的時間很少。“有紅霞”三個字,既表達這位友人起得早,也表明他回家回得晚。這位友人的生活在時間和空間上都受制于宮廷繁雜事務糾纏,很少與家人相聚,因此說“欲得歸山可自由”。
 
由以上眾多詩作中涉及的自由、不自由的詞匯來看,唐代詩人從多個側面揭示了政治生活中的不自由狀態,通過他們對不自由狀態的不滿、同情態度可以看出,他們是渴望政治生活中的自由狀態的。
 
(二) 對日常生活中各種關系、條件的限制而導致人生不自由的嘆息
 
唐代著名詩人的詩歌作品中,對生存狀態的不自由進行了多方面的揭示,這些詩作本身雖然不能直接告訴我們他們為何不自由,但從詩中直接呈現出的身心、情感上的不自由狀態,從反面告訴我們,作為士人群體一部分的詩人群體,他們對“自由”有一種更加敏銳、強烈的直覺與需求,并告訴我們,“自由”是個好東西。白居易在《風雪中作》一詩中寫道:“心為身君父,身為心臣子。不得身自由,皆為心所使。我心既知足,我身自安止。”在白居中易看來,人心有所企求就會導致人身的不自由。一旦人心放棄一些過分的要求,保持一種知足的狀態,人身就可以達到自由、安詳的狀態了。很顯然,這是白居易在社會生活中遇到了某種無法解決的問題,而只有退回到自己的主觀約束狀態,讓身體暫時保持一種安止狀態。這可以說是一種消極的自由狀態。被后人稱之為“詩圣”的杜甫,他的詩作中也多次涉及人的不自由的存在狀態問題,《西閣二首》之一寫道:“畢娶何時竟,消中得自由。”這首詩的背景是,當時的杜甫正在患消渴癥,但依然憂心于女兒的婚事。如果女兒的婚事能夠順利完成,那么將會使本已不適的身體感到一些釋然。這顯然是生活的焦慮、身體的病痛,讓詩人在生存中感受到了巨大的不自由與束縛。作為父親,他多么希望通過女兒的完婚之事,來讓自己獲得一種生活上的自由感,暫時忘懷一下病軀的痛苦。
 
在《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一詩中,杜甫從友人的寄詩中感受到地理相隔,友人不能相見的存在狀態的不自由,詩這樣寫道:“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垂青發,朝夕催人自白頭。”
 
杜甫的好友裴迪在東亭送客,看到早梅開放,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杜甫,因此寄詩一首給他,這首詩是杜甫的和詩。“可自由”是“豈可自由”之意。裴迪的思念之情是早梅誘發出來的,“送客逢春可自由”是杜甫幫助朋友解圍說,人的情感豈能由自己控制?觸景生情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詩的后半部分有點調侃地說,幸虧你沒有折梅相送,以免讓我在歲末時節更加感傷。詩中的“豈可自由”這一人生感悟,其實是遭遇太多“艱難苦恨”的杜甫對于生活、生命的一種真切感受,只不過在此首詩中是以一種輕描淡寫的方式一筆帶過而已,并不是一種刻意要表達的意思,與上一首對自由的正面渴望頗為不同。
 
元稹《宿醉》一詩的具體背景不是很清楚,但詩作直接呈現出的是情感上的不自由:“風引春心不自由,等閑沖席飲多籌。朝來始向花前覺,度卻醒時一夜愁。”相思之情因風而起,且難以排遣,只能不斷地飲酒,以至于大醉之后第二天早上才醒來。詩人以自嘲的方式說,因為大醉,免除了夜里的相思之苦。可見,詩中所呈現出的人在情感上的不自由,是一種生存上的困頓,間接地表明,相思相愛的人們能夠自由地在一起生活,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晚唐詩人李商隱有很多詩作表達自己人生與情感上的不自由,而直接用“不自由”三個字來表達這種情感上不自由的,有《即目》一詩。該詩寫道:“地寬樓已迥,人更迥于樓。細意經春物,傷酲屬暮愁。望賒殊易斷,恨久欲難收。大勢真無利,多情豈自由。空園兼樹廢,敗港擁花流。書去青楓驛,鴻歸杜若洲。單棲應分定,辭疾索誰憂。更替林鴉恨,驚頻去不休。”
 
此處訴說的是相思之苦。詩人登高,看到遠處的樓房坐落在寬闊的大地上,十分遙遠,而相思之人卻離得更加遙遠。詩人在相思中度過這個春天,日暮時在醉酒中排遣憂愁,遙望遠方,在目之所不及的遙遠之處,遺恨卻綿長無盡。在理智上,詩人認為徒有相思改變不了“單棲應分定”的“大勢”(“無利”意為“無益”),但理智卻無助于擺脫“多情”的困擾。“多情不自由”的情感狀態,后來在蘇軾的詞中就化為“多情總被無情惱”、“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等詩句。李商隱雖然深知“多情”給自己帶來了困擾,但仍然不能無情,他寧愿讓自己處在一種被情所困的不自由狀態,也要思念對方。如果將李商隱詩中表現出的對“自由”的態度,與匈牙利詩人裴多斐“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一詩相比,似乎可以看出,李商隱對于情感自由的向往之情還沒有達到唯一性。在諸多可選與必選的價值項目中,情感自由僅是一種私人獨特的追求,也可以說是一種奢侈性的追求,它不能沒有,但不是必需。
 
詩人徐夤《淚》一詩,也表達了與李商隱類似的情感不自由:“發事牽情不自由,偶然惆悵即難收。已聞抱玉沾衣濕,見說迷途滿目流。滴盡綺筵紅燭暗,墜殘妝閣曉花羞。世間何處偏留得,萬點分明湘水頭。”這種情感的不自由,雖然讓人傷心、落淚,但還有其他更為重要的事情要去完成。因此,詩人情感上的不自由也只是士人精神生活、甚至靈性生活中的一種高級奢侈品,它很珍貴,但不是必需。
 
綜上所論,唐詩中涉及生存狀態與情感上的不自由,并不關涉詩人必需的生活層次需求,而只是詩人群體一種比較高級的精神與心靈的追求。因此,“自由”作為一種價值,可以視之為是詩人群體里一些有靈性的詩人的高級精神奢侈品。但部分唐代詩人能將這種不自由的生存狀態與情感狀態寫入詩歌,表明唐詩在人的精神與心靈深度的開掘方面,相對于魏晉詩人的作品而言,有所深化。這些直接表達人生不自由的詩作,并沒有將此世的不自由的生活與想象中的仙人、隱士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狀態進行對比,然后以遠游與遁隱的方式去生活,而仍然不否定這種不自由的塵世生活。換句話說,他們不以否定此世的方式去追求人生的情感自由,而是要在此世之中來追求自由的生活。從這一角度來看,唐詩是以一種強烈而又積極的入世精神與現實主義態度,來面對生活中的困頓的。
 
(三) 以文學的隱喻方式表達出對抽象的精神、心靈自由的向往之情
 
唐詩在觸及自由的思想觀念意蘊之時,有時也將客觀的時勢、必然性等造成人的不自由狀態,與人追求自由的思想自覺狀態加以對照,以體現詩人或詩歌中所描寫的人物的自由或不自由的狀態。下面列舉的杜光庭、白居易兩首詩,就是以自然的不自由狀態來反襯人的精神自由狀態,頗有意趣。杜光庭(公元850—933年)《初月》這樣寫道:“始看東上又西浮,圓缺何曾得自由。照物不能長似鏡,當天多是曲如鉤。定無列宿敢爭耀,好伴晴河相映流。直使奔波急于箭,只應白盡世間頭。”這首詩前半部分寫月亮并不能基于自己的目的決定自身的圓缺,只是按照自然的規律來呈現。后半部分稱頌不自由的月亮具有一種眾星無敢爭光的明亮度,以及照盡人間白頭的時間久長性。以此表達作為道教徒的杜光庭所追求的一種長生久視的人生理想。
 
白居易的小詩可謂是借物言志,表達詩人對無目的的自然流水進行一種合乎美的要求的利用:“伊水分來不自由,無人解愛為誰流。家家拋向墻根底,唯我栽蓮越小樓。”(《宅西有流水,墻下構小樓,臨玩之時,頗有幽趣。因命歌酒,聊以自娛。獨醉獨吟,偶題五絕》)
 
一股流水分流到宅西的墻下,詩人在旁邊架起了一座模型小樓。詩中的“不自由”是說這條水流無目的地流到這里,并且旁人也沒有對此產生興趣,但唯有作者認為這流水是為他而來。這里的“自由”一詞有基于某種目的而行動的意思。“不自由”即沒有目的,只是表現了自然律與趨勢而已。
 
不過,在齊己的《楊花》一詩中,則借自然的風勢而表達了一種獲得自由的精神愉悅,該詩寫道:“向日還輕舉,因風更自由。”這兩句詩的意思是說,楊花憑借風力飛得更遠,這是擬人的說法,似乎楊花有飛向遠方的目的。這里的“自由”是客觀時勢與主觀目的相合的意思。詩人托物言志,借楊花表達了對某種有助于自己成長力量的渴望。相比較而言,此詩比《紅樓夢》中薛寶釵詠楊花的詞“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云”的思想境界,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因為薛詩表達的是一種世俗的功利追求,而齊己的詩表達了一種無功利的自由自在的狀態。
 
上面三首詩中所說的自然事物的不自由或自由狀態,都是一種擬人化的表達。還有一種不自由,是因為客觀時勢與主觀目的相沖突而產生的“不自由”。如徐夤在《恨》一詩中說道:“事與時違不自由,如燒如刺寸心頭。”羅隱在《籌筆驛》中通過對諸葛亮的評價,道出了英雄人物與整體時勢之間的關系:“拋擲南陽為主憂,北征東討盡良籌。時來天地雖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在時機到來時,天地的運轉似乎都與個人目的相合。而時機不在時,即便是英雄人物也無能為力。這種不自由與哲學上一直都在討論的決定論與非決定論的問題密切相關。此處所說的勢或運,都是某種還沒有被人認識的盲目的客觀社會法則,而此處的“不自由”感覺,是人被某種盲目的社會客觀力量所左右的沮喪心情。
 
(四) 對道家或禪家式的自由之向往
 
在唐代的詩歌中,也有少量詩作表達了一種對道家式的自由狀態的向往之情,如晚唐詩人姚合(約公元779—855年)《閑居遣懷》其九寫道:“生計甘寥落,高名愧自由。慣無身外事,不信世間愁。好酒盈杯酌,閑詩任筆酬。涼風從入戶,云水更宜秋。”
 
面對晚唐政治生活的腐敗,姚合甘心在生活上處于寥落的狀態,他認為,在一個亂世里,對盛名的追逐會使自己的人生處在一種不自由的狀態。在這首詩里,姚合表達了對道家或禪宗一類隱者或出家人的自由生活狀態的向往。與東晉詩人陶淵明厭倦官場黑暗而選擇田園生活的人生選擇,頗有一致之處。但在陶淵明的田園詩里可以找到詩人詩化后的田園之美,卻無法發現詩人明確追求自由的精神祈向。姚合此詩既有陶詩田園閑居的余味,又有明確地追求自由的意向。由此似乎可以看出,“自由”在唐代已經成為部分優秀詩人自覺追求的一種精神價值了。
 
與姚合追求的道家式的自由類似,下面一些詩人的詩作從不同側面表達了對道家式的自由的向往之情。晚唐詩人吳融(公元850—903年)在《憲丞裴公上洛退居有寄》一詩中,借大雁的自由來暗示人的不自由狀態:“鴻在冥冥已自由,紫芝峰下更高秋。”用“鴻在冥冥”比喻裴公離官退隱,進入自由之境。齊己在《匡山寓居棲公》中稱道僧人棲公“外物盡已外,閑游且自由”。呂巖《贈羅浮道士》中說:“羅浮道士誰同流,草衣木食輕王侯。世間甲子管不得,壺里乾坤只自由。數著殘棋江月曉,一聲長嘯海山秋。飲余回首話歸路,遙指白云天際頭。”
 
上述三首詩共同表達了一種價值取向,即不受世俗社會干擾的隱者自由,是一種可欲的價值,因而是一種善(孟子說:“可欲之謂善”)。
 
與道家崇尚“自然”的價值取向頗為一致,陸龜蒙等人的少數詩作表達了一種對自然境界里自由的生活狀態與心靈狀態的向往之情。陸氏《自遣詩》云:“一派溪隨若下流,春來無處不汀洲。漪瀾未碧蒲猶短,不見鴛鴦正自由。”鄭谷《鴛鴦》一詩寫道:“閑立春塘煙淡淡,靜眠寒葦雨颼颼。漁翁歸后汀沙晚,飛下灘頭更自由。”這兩首詩都以鴛鴦為意象,通過對自由自在的鴛鴦的生存狀態的肯定,表達了對無拘無束的自由生活狀態的向往之情。另一位詩人韓偓在《漢江行次》一詩中,刻畫了一個隱士的形象,以之表達超然物外的自由狀態:“牧笛自由隨草遠,漁歌得意扣舷歸。”牧童悠揚的笛聲傳播到遠方,漁人拍打著船幫唱著漁歌得意地回家。
 
我們都知道,在《老子》、《莊子》這兩部道家經典中,雖然沒有出現“自由”一詞,但在他們崇尚“自然”的思想中,蘊涵著豐富的追求“自由”的思想傾向。禪宗在唐代的興起,對士人的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中晚唐詩歌中那些通過對自然事物的觀照而營造出自由之境的詩作,以及運用“自由”的語詞正面、直接表達追求自由的生存狀態與心靈狀態,透露出一種歸隱傾向的詩作,均可以看作是對道家或禪宗式“自由”思想的繼承與肯定。同時也可以看出,道家或禪宗追求自然而然的生活狀態,與現代人追求的“自由”價值,具有某些層面上的可溝通性。自然與自由,在漢語哲學的整體語境里,可能形成某種巧妙的轉化,這一點恰恰是近現代西方哲學以否定自然為前提,突出人的主體精神、個體精神的自由觀念中比較缺乏的要素。由此似乎可以看出,在不同民族、不同時代里“自由”觀念的內在意蘊并不完全相同。
 
三、唐詩中“自由”一詞與唐代士人的精神維度分析               
 
一般而言,在盛唐與中晚唐詩作當中,表達詩人渴求建功立業的作品很多,特別是在中晚唐的詩作當中,由于安史之亂的影響,反映民生疾苦的詩作增多。除此兩大類主題之外,四庫版《全唐詩》當中,士人們哀嘆自己在科舉與官場上失意的詩作,數量也極其龐大。另外,受道教、佛教思想影響,表達一種隱逸心態的詩作,數量也極其龐大。但以追求精神自由為主題的詩作,從目前的材料分析來看,占五萬多首唐詩的比例其實很小。而20世紀50年代到20世紀末近半個世紀以唯物主義的反映論為主要研究范式的文學史研究,也很少關注唐詩中表達士人追求精神與心靈自由這一維度,對這一類的詩作發掘得也不夠,因而也讓人感覺到這類詩作很少。本文通過“自由”語詞的分析而探索唐代詩人的精神維度,是“泛化”的哲學史研究借助詩歌的藝術形式而展開的一種新的學術嘗試。在此嘗試的過程中,筆者并不是要在唐詩中尋找到現代人的“自由”觀念,而是考察“自由”的觀念在唐代士人們的精神維度里展開了哪些面向,進而在中國固有的精神傳統里考察“自由”觀念的自我發展歷程。根據筆者曾經考察二十五史中“自由”一詞的情況來看,隋唐以前的官方正史中,“自由”一詞主要有兩種意思:一是與制度的秩序要求相違背的“個人的任意”;一種是與制度的秩序要求不相違背的個人主觀能動性。而作為古代士人對德性的一貫性的要求,在先秦孔子、孟子的思想中就表現為對“不可奪之志”的肯定(“匹夫不可奪志”),在莊子的思想中就表現為對精神逍遙的肯定。而在唐詩中所表現出的對人的身心自由狀態的渴望、描述與肯定,與先前思想史上對“自由”狀態的態度,有一定的區別。首先,唐詩中的“自由”狀態,不是少數士人對德性一貫性的意志自由之肯定;其次,唐詩中的“自由”主要是一種可欲的、不受約束的身、心狀態,并不直接與制度的秩序相關聯。從四庫全書電子版《全唐詩》的文獻檢索結果來看,唐詩中出現“自由”一詞的詩作,關于描述人獲得自由感的身心狀態是喜悅的這一類詩作不多,目前所能搜索到的只有兩首,其一是杜甫的《晦日尋崔戢李封》一詩,該詩前半部分寫道:“朝光入甕牖,尸寢驚弊裘。起行視天宇,春氣漸和柔。興來不暇懶,今晨梳我頭。出門無所待,徒步覺自由。”杜甫說“徒步覺自由”,此“自由”不在感性世界之外,它就在環視天宇、晨起梳頭、徒步行走的感性世界之中。而這種自由是作為一個大寫的人所具有的一種精神上的自由自在狀態,這因為大自然的春天給詩人帶來的心靈與精神上的愉悅,讓他忘記了自己政治生活方面的困頓。其二是白居易的《蘭若寓居》一詩,該詩創作的具體時間不詳,全詩借對官宦退隱之后生活的肯定,表達了對官場生活中不自由狀態的否定。詩中“行止輒自由,甚覺身瀟灑。晨游南塢上,夜息東菴下”幾句,表達了詩人對獲得人身自由之后的一種愉悅之感。
 
然而,我們可以由此來斷定,表現在唐詩中的“自由”一詞,其價值含義主要是正面的,與它之前的官方正史中“自由”一詞的意思要依賴語境的變化,而表現為是正面價值義,還是負面價值義的情況有所不同。這就表明,作為一種正面價值義的“自由”一詞及其普泛的觀念(并非一種政治觀念),雖然還遠未達到嚴復所說的“立教”(一種自覺的民族意識)的高度,但已經演變為少數民族精英的一種可欲的身心狀態。這可以說是“自由”一詞在意義上的重要演進與變化。
 
不過,對于唐詩中“自由”一詞的詞義變化所達到的精神自主性高度,我們不必給予過高的評價。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對“自由”觀念演進歷史的分析中獲得非常好的啟示,黑格爾這樣說道:
 
至于說到一個人本身就是自由的,依照他的本質,作為一個人生來就是自由的,——這點柏拉圖不知道,亞里士多德也不知道,西塞羅不知道,羅馬的立法者也不知道,雖說惟有自由意志這一概念才是法律的泉源。只有在基督教的教義里,個人的人格和精神才第一次被認作有無限的絕對的價值。一切的人都能得救是上帝的旨意。基督教里有這樣的教義:在上帝面前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耶穌基督解救了世人,使他們得到基督教的自由。這些原則使人的自由不依賴于出身、地位和文化程度。這的確已經跨進了一大步,但仍然還沒有達到認自由構成人之所以為人的概念的看法。多少世紀,多少千年以來,這種自由之感曾經是一個推動的力量,產生了最偉大的革命運動。但是關于人本性上是自由的這個概念或知識,乃是人對于他自身的知識,這卻并不古老。
 
黑格爾上述所說的話,其對象是19世紀歐洲的學者,但對今天的中國思想史研究來說,仍然有某種啟發意義。就其結論而言,黑格爾要求我們不要做思想上的懶漢,我們自己時代的問題要通過自己的理性思維去加以解決,不要指望在古人那里找到現成的答案。就其延伸性的解讀,如對“自由”觀念發展史的解讀而言,的確為哲學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一些哲學概念出現比較早,但其概念的具體內涵在不同的時代是不一樣的。現代人習以為常的“自由”觀念,尤其歐洲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們,如康德、黑格爾等人將自由作為人之所以為人的根基意義的自由觀念,在18世紀之前的東西方哲學思想傳統里,都是找不到的。黑格爾以自由思想史綱的形式勾勒“自由”觀念在西方哲學史中的演進歷程,高度肯定了基督教教義對“自由”觀念深化的意義,但并沒有將基督教教義中“自由”觀念等同于現代西方人的自由觀念。由黑格爾哲學史研究所重視的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方法(當然是唯心的),我們同樣可以說,唐詩中雖然出現了一些追求身心自由的詩作,但他們所追求的自由精神,與今天人所追求的自由內涵,還是有相當大的距離的。至少,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唐詩中出現的“自由”一詞,還不是一種特定思想概念。“自由”一詞所包含的精神要求還是相當稀薄的,更談不上是一種不可或缺的精神價值觀念,至多只是少數文人士大夫在官場或人生失意時的一種隱秘的渴望,或者是作為一種偶然狀態下對生命放松的一種體認。這一語詞雖然表達了對人的主體性、自主性的一些渴求,但還未上升到自覺的思想形式,即還未以概念的自覺形式出現在理性的思維之中。
 
結語
 
就中國哲學史和思想史的常規研究而言,當以思想家的思想性作品為主要材料。但中國哲學與思想的表達形式與西方文化,特別是與發源于古希臘的哲學思想傳統表達有著極其不同的一面。如果將哲學史、思想史的研究泛化到人類心靈史的研究領域,則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的研究材料可以拓展到傳統四部的經史子集之中。甚至在唐宋元明清的一些文人畫中,亦可以找到追求思想與精神自由的作品。本文試圖通過對集部中唐詩這部分材料的初步研究,以考察中國人追求自由的精神祈向,與本人以往對二十五史中有關“自由”語詞的研究形成一種呼應關系。同時,也是對蕭萐父先生關于中國哲學史研究“泛化”方法的一種繼承與具體化。是否妥當,敬請業內專家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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