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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研究
從先秦到明清——《四書》的進化之路
發表時間:2019-03-27 09:05:50    作者:陳來    來源:
“四書”是一個晚出的概念。在文化史上,“四書”是相對于“五經”而言的。“五經”在歷史上是叫作“六經”,分別是:《詩》、《書》、《禮》、《樂》、《易》、《春秋》,后來《樂》失傳了。這六部經典成熟在春秋時代,肇始于西周。據歷史記載,孔子對這六部經典做了刪訂。為什么要刪訂呢?顯然有一些內容是比較龐雜的,通過孔子的整理,使它更有條理、次序。當然也去掉了一些孔子認為不必要再繼續流傳的文獻。孔子可能有一些偏見,他是比較保守的、比較正統的人。他的基本立場是社會責任。比如看到詩歌里面愛情的詩太多了,他可能就砍掉一點,尤其是愛情的詩有些講得比較露骨的,他覺得不好,可能就把它去掉了。但是,我想除了這部分以外,有關歷史文化傳承的、有關思想解說的,孔子都沒有刪。孔子不僅是創立儒家學派的大師,而且是中國整個上古文明的一個最偉大的繼承者。沒有孔子刪訂“六經”和儒家傳承經典的自覺,是不可能有中華文明的發展的。
 
“六經”不是某一個宗教、宗派的經典,而是中華文明的經典。一般認為,中國的文明至少從夏商周三代開始。孔子對三代的文化非常敬仰,以繼承三代文化為己任,這是孔子一生的志向。三代文明的精華就沉淀在“六經”里面。所以“六經”不是一家一派的東西,是公元前三千年以來的中華文明的經典。儒家是傳承中華文明和經典的主要力量。道家是反文化的,道家是不注重傳承的。我們看老、莊都不是做這個的,到了漢代才有了解釋老、莊自身的東西。法家是反對《尚書》、《詩經》的,因為法家比較重視實用。墨家也是重實用。墨家是從一個小生產者的角度出發,什么東西有益于農民的生產、生活,這就是好的,念那么多詩有什么用?法家主要是講富國強兵,怎么使整個國家強大,能夠打敗敵人,就行了。至于文化素質、價值道德這些,統統不重要。在先秦的諸子百家里是這樣一個狀態。
 
到了漢代,由國家出面,承認“五經”是國家的經典,給它一個很高的地位。國家指派專門的人員來解釋它、傳承它。從漢代到唐代,都是以“五經”加《論語》和《孝經》作為國家的經典。這個經典體系有一個核心概念、有一個關鍵詞:周孔。“周”就是周公,“孔”就是孔子。我們今天講“孔孟之道”,那個時候不叫“孔孟”。周孔是跟“五經”聯系在一起的。《尚書》等經典都是在周代形成的,周公是對周代文明的形成有主要貢獻的一個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可以說,從漢代到唐代一千年左右的時間,中國人在思想文化領域的權威就是周孔,跟這個相配合的就是“五經”。
 
到了宋代,從十一世紀開始到清末,最重要的經典就是“四書”,最重要的精神文化的權威是孔孟。從周孔到孔孟,從“五經”到“四書”,是中國文化、典籍和精神權威的一次重大的變化。這個變化不是根本性的斷裂,因為周孔和孔孟是連續的。這個連續性到了宋代就有了一個新的概念叫“道統”。用一個“道統”的觀念把從周孔到孔孟這個譜系構建出來了。這樣,中國人的思想文化權威就不是一個兩個人了,而是一個譜系。這個譜系的說法是借鑒了佛教“傳燈”的譜系,這樣使得中國文化有了一個更好的表達。
 
《論語》,是記錄孔子思想的材料;《孟子》,主要是孟子自己的著作;《大學》和《中庸》是《禮記》里的兩篇。“四書”的次序不是固定的。比如朱子是從學習的次序來安排的,他把《大學》放在第一位。我們今天不按朱子的來講,我們按照時代的先后來講,就是《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這樣一個順序。《論語》記載的是孔子的思想,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是在公元前6世紀中期出生,時代是比較早的。孟子的生卒年沒有孔子這么確定,卒年大體是公元前300年左右。從公元前300年再往上推80多年,那就是孟子大概的生年。這樣,孟子生活的時代應該是公元前四世紀,跟孔子差了一百多年的時間。《大學》、《中庸》,現在一般認為就是在這一百多年中間形成的。
 
“四書”這個集合稱謂,是很晚的一件事情。“五經”合稱至少在漢代已經有了,但是“四書”不是這樣的。《論語》開始是單行的,雖然在漢代已經有了經典的地位,從“七經”到“十三經”里都有《論語》,但沒有跟“四書”當中的其他的東西混在一起。長期以來,在“七經”、“九經”、“十一經”、“十二經”里面是沒有《孟子》的,就是說在唐代以前的經典里面是沒有《孟子》的。《孟子》入經是宋代。《大學》、《中庸》是《禮記》的兩篇,《禮記》在漢代不是經,但還是很受重視的。到了后來,在“九經”、“十一經”、“十二經”里面,《禮記》就入經了。《禮記》里面有很多的篇章,《大學》、《中庸》只是其中的單篇。從宋代開始,《大學》、《中庸》的地位開始突出了,甚至可以說,在唐代就開始突出起來了。
 
如果我們不從儒家的角度來看,《中庸》受到大家的特別的注意就更早。在南北朝時期就有一些受佛教影響很深的學者,包括有名的梁武帝,都注解過《中庸》。《禮記》里面有那么多篇他們都不注意,為什么單單注意《中庸》呢?因為《中庸》一些比較深奧的道理比較容易和其他的哲學相結合。從儒家的角度開始重視它是從唐代開始。唐代的韓愈特別重視《大學》。唐代佛教盛行,比較主張民族文化的學者就非常焦慮,覺得佛教是一個外來的文化卻在中國大行其道。這個不滿不僅僅是一個文化民族主義的成見,而是認為佛家的整個的精神、價值的方向跟中國社會的結構不合,由此就跟中國文化不合。佛教是一個出世主義的宗教,一個正式修行佛教的人是要出家,放棄自己原來生活的身份,也放棄自己對那些實體的責任。這是中國社會的大忌,因為中國社會是一個宗族、宗法社會,它最重視的是家庭的親情。人對父母、兄弟、子女的情意和責任是中國文化里面特別是儒家最最重視的,整個國家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出家,放棄了你對家庭、社會的責任,放棄了對國家的責任,去追求一個更高的精神的修行,這當然有道理。但是從儒家來講,這是對中國社會結構的一個破壞。怎么樣從理論上來反對它呢?就是《大學》。《大學》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唐宋的儒者認為,修身是為了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沒有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不能成立的。韓愈是要祭出《大學》這個法寶,主要是用這套來打擊佛教。我們的經典是講格、致、誠、正、修、齊、治、平。
 
韓愈的弟子李翱更重視《中庸》。佛教在精神上面有一套哲學,有一套對人生的看法、修行的理解,也就是我們說的本體論、心性論、功夫論。它有一套很細密的東西。而這套東西是很吸引人的。人的精神要有一個安頓處,人生有很多苦惱、痛苦要消除,這正是佛教所具備的。韓愈可以從政治上、倫理上打擊佛教,可是不能從根本上回應佛教在文化上、精神上帶來的挑戰。所以,從中國文化本位的角度,從儒家的角度來講,要真正正視佛教文化的挑戰,必須要從《中庸》開始,利用本土的資源加上吸收佛教、道教的營養,發展出一些新東西來,才能與之抗衡。在《中庸》和它的解釋里面可以找到這些精神性的東西,所以《中庸》的地位就開始突出起來了。
 
到了北宋,這個已經慢慢成了大家的一種文化的共識。北宋的科舉考試從仁宗的時候開始就賜給進士出身的前幾名《大學》、《中庸》,已經很突出地把《大學》、《中庸》拿出來了。《孟子》在這個時候地位也提高了,但是還有爭議,北宋有很多思想家是反對《孟子》的。比如司馬光,他就反對《孟子》,這說明到這個時期還沒有完全了解《孟子》的意義。到了南宋,這個問題才基本解決。
 
北宋的哲學家二程,他們的語錄里面大量討論《大學》、《中庸》的問題。到了二程的四傳弟子朱子(1130—1200年),他生活在南宋的前期,他從二十歲就開始,把北宋以來的對這四種文本的解釋作了幾十年的鉆研。他六十歲的時候在福建漳州作太守,在此期間,他把這四種文本集合在一起,從此就有了“四書”這個名號。對“四書”,他自己有著作,關于《論語》的叫《論語集注》,《孟子》的叫《孟子集注》,《大學》的叫《大學章句》,《中庸》的叫《中庸章句》,所以《學》、《庸》的叫“章句”,《論》、《孟》的叫“集注”,合稱《四書章句集注》,后來更簡單的稱呼就叫《四書章句》或者《四書集注》,后者更流行。“章句”就是分章、斷句;“集注”是把前人對這個經典的注解集合在一起。當然這個收集不一定是求其周全,他可能是經過選擇的。比方說,朱子的《四書章句集注》,主要的是以二程、二程朋友以及二程的弟子、再傳弟子的注解作為主要的收集對象,他用的是道學家、理學家的注釋。他在《大學》和《中庸》里邊特別討論的分章問題,在《論語》、《孟子》里是不用談的,因為那兩個文本都是很成熟的,沒有什么爭議。但是《大學》的篇目從二程開始就有爭議:這個本子是不是錯了?“錯了”不是說我們今天說的對錯的“錯”。古代的竹簡,一根一根的,從中間用兩道繩子編連起來,時間久了之后繩子就容易爛,那竹簡就散了,重新編的時候就可能編錯了,把上一根編到下一根了,這就叫錯簡,在歷史上是很常見的。二程那個時候就說《大學》里面好像有錯簡,因為它的次序好像不對。這個問題就屬于章句的問題。這樣一來,就形成了一個以孔子的《論語》為首,以孟子之書為終,其他兩篇在孔孟之間的經典體系。如果我們用人物來概括的話,這個經典體系就是以孔孟為中心,因為這里邊,《大學》和《中庸》的作者不太明確。
 
朱子活著的時候,朝廷對他是不太重視的,晚年的時候甚至壓制他、打擊他,叫他“偽學之魁”,偽學的頭子,把他的官也罷了。可是朱子死了十幾年之后,宋理宗有一天對朱子的兒子說:你父親寫的《四書集注》我仔仔細細地看了,這個書寫得太好了,我恨不能起他于地下,當面跟他談談、向他請教。朱子是花了一輩子的時間來研究“四書”的,他四十八歲的時候已經寫好了《四書章句集注》,然后又經過二十多年的修改,臨死的時候還在床上改《大學》的注釋。他在當時可以說是最有名望的,以他這樣一個最有名望的人下了一輩子功夫做的東西當然受到大家的認可。朱子死了六十多年以后,南宋就滅了。元代皇祐年間的時候,國家正式決定科舉考試以朱子的《四書集注》為標準,以后一直到明清都沒變。所以,“四書”從宋代開始一直到元明清就變成了教育領域和思想文化領域里面最有影響的經典。

 
摘自作者在乾元國學講授的《四書概論》,標題為編者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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