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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推薦】孔教運動的觀念想象:中國政教問題再思
發表時間:2019-03-06 18:55:48    作者:吳震    來源:

作者:吳震 著
ISBN: 978-7-309-13967-9/D.959          
開本: 32 開                            
裝幀:精裝
出版日期:2019年1月    

本書封面圖片為即墨孔廟遺址。1898年年初,發生德國士兵毀壞即墨孔廟的事件,激起當地士人以及全國其他地方士人的抗議和聲援,繼而引發了第二次公車上書,成為觸發戊戌變法的一大誘因,而變法運動又衍生出一場聲勢浩大的孔教運動。這一連串影響近代中國走向的歷史事件竟與即墨孔廟有著微妙的關聯。
 
作者簡介
 
吳震,江蘇丹陽人,京都大學文學博士。現任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復旦大學上海儒學院執行副院長,兼任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中華日本哲學會副會長、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日本國際井上圓了學會理事,曾任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訪問學者、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外國人研究員等職。主要專著有:《陽明后學研究》(增訂版)、《羅汝芳評傳》、《泰州學派研究》、《明末清初勸善運動思想研究》(繁體版、簡體版)、《〈傳習錄〉精讀》、《當中國儒學遭遇“日本”》、《儒學思想十論——吳震學術論集》、《東亞儒學問題新探》、《朱子思想再讀》等;編著有:《宋代新儒學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學為中心》《全球化視野下的中國儒學研究》等。
 
內容簡介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20年代,近代中國經歷了戊戌變法、孔教運動、共和立憲運動以及新文化運動等一系列社會事件,在這場社會轉型的約三十年間,由各種“主義主張”“問題符號”激起的“思想戰”此起彼伏,在此過程中,“孔教”問題始終隱伏其中。參與“孔教”論戰的雙方主要在爭執兩個問題:儒教(孔教)是否是宗教?共和政體是否需要宗教意義上的儒教?但在此背后存在一個更為實質性的問題是:應如何處理“政教”問題以重新安排中國社會政治秩序。
 
近年來康有為的“符號化”與政教問題的凸顯乃是本書的一個問題切入點,“政教問題”在當下中國何以重新出場等學術現象的確令人深思。本書通過對中國歷史上有關政教關系問題的考察,特別對朱子、章學誠等人的儒家政教觀進行了梳理和澄清,進而對康有為推動的孔教運動進行了批判性反思,指出康氏表面上認同近代西方“政教分離”的立國原則,然其政教設想的實質在于重構“孔教國教化”,其結果便不能保證在與政治權力分離的前提下,保持宗教在精神領域的獨立性,更無法合理安排由近代跨入現代的中國政教秩序。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后不久,便在政教問題上與康有為分道揚鑣,堅持“分則兩美,合則兩傷”的政教觀,晚年思想立場更趨近文化保守主義,認為儒家主義正合乎未來中國的“新文化”建設,故不妨以“近代新儒家”來為他進行歷史定位。
 
那么,我們應當如何通過對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來善待儒教?如何構建合理性的“宗教中國化”等問題?這是吾人面臨的時代課題,值得思索。
 
推薦語
 
中國近代所謂“政教”問題應如何理解,中國古代的政教關系是否適合用“政教合一”的一元論來把握,康有為的政教論述及其孔教論應如何加以認識,這些問題晚近頗受關注。本書對此提供了一個焦點集中的研究,作者思想史的視野寬闊,富于當代的文化意識,論述深入有力,對推進這一主題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

——陳來
 
百年前的中國社會在體制與觀念兩大層面發生了激劇的轉變,近代儒家面臨如何應對西潮沖擊以解決“政教”秩序的重建問題;然此一問題在當今卻被重新點燃,引發人們對儒學現代性命運的沉思。吳震教授以嚴謹的學術態度和寬闊的理論視野,對近代中國孔教運動所凸顯的政教問題予以清晰有力的思想辨析,啟人省察、頗值品味。
 ——郭齊勇
 
政治與教化的關系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問題,吳震教授此書以朱子、章學誠的皇極、政教合一論,康有為孔教論為線索,揭示了儒家秩序理論的基本邏輯以及面對現代性挑戰所出現的矛盾和困境。其世界性的視野,有助于我們理清中西政教關系的同異;其現實性的關切,刺激人們探索現代儒家發展的可能方向。
——干春松
 
導言:康有為的“符號化”與政教問題的凸顯
 
近代中國始于19世紀40年代的鴉片戰爭,不久而興起的“洋務運動”也的確表明古老帝國的腳步正在跨入“近代”,意味著中國被卷入全球“現代化”(韋伯語)的進程之中,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流之一的儒家思想便不得不面臨史無前例的嚴峻挑戰。不過,思想觀念的更新往往滯后于時代社會的變遷,若從思想文化的角度看,近代中國的社會轉型以及觀念轉向的真正啟動,則肇端于19世紀末的甲午戰爭以及稍后的那場持續僅“百日”的所謂戊戌變法運動。
 
當然,從廣義上說,“洋務運動”便是一場從體制內追求“自強”“富國”的一場漫長的“自改革”(龔自珍語)運動,只是這場發生于1998年的短命而亡的戊戌變法卻給中國傳統社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劇烈沖擊,至少表現出兩個重大的后果:一是中國傳統社會已難以維持“前現代”帝國政經秩序的常態而開始分崩離析,從而引發了空前的中國政治秩序危機;一是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教的倫理綱常開始遭到普遍質疑,隨著“沖決網羅”(譚嗣同語)的呼聲日漸高漲,進入了思想上“懷疑一切”的時代。
 
可以說,自1894年甲午戰敗之后一直到“后五四”時期的1920年代的約三十年間,對中國而言,不僅是社會轉型期,更是觀念變革期;無論是政治上或文化上的激進者還是保守者,人們似乎都有一種強烈的時代焦慮:覺得中國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制度還是教化、道德還是器物等等方面,都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于是,圍繞政治、文化、社會等各種問題爆發了激烈的“思想戰”(杜亞泉語),導致“問題符號漫天飛”(蔣夢麟語),五四之后,胡適(1891—1962)更是直呼中國進入了尼采所說的“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代,甚至以為這八個字才是對1915年新文化運動之后的新時代的“最好解釋”。
 
另一方面,自1890年代“后洋務運動”以來,以“保國”“保種”“保教”(語見張之洞《勸學篇》)的三大口號為標志,文化上的保守派以及政治上的維新派等各種勢力及其種種主義主張就已呈現糾纏交錯的態勢。戊戌變法之際,康有為(1858—1927)倡議重建“孔教”,以為由此可以在中西政治文化沖突的背景下,可以一箭雙雕,一并解決“保國”與“保教”的問題。即便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與創建共和之后,康氏一方面主張以“虛君共和”對抗“民主共和”,一方面仍不放棄樹孔教的理念,鼓動其弟子陳煥章(1880—1933)于1912年底建立了全國性的“孔教會”組織,隨后便發動了兩次(1913年和1916年)向國會要求立孔教為“國教”的所謂立憲運動,結果均以失敗告終。由于民國之后袁世凱(1859—1916)和張勛(1854—1923)的先后兩次帝制復辟均對孔教會勢力有所利用,更使孔教運動“身敗名裂”。與此同時,1915年創刊的《青年雜志》(次年改為《新青年》)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發軔之初,便以批判康有為孔教思想為突破口,1919年的五四運動之后在迎接“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同時,也增強了批孔的火力,從此康有為等孔教會勢力被視作舊文化、舊時代的代表,再也無望在中國政治舞臺上重新出場。
 
可以看到,從戊戌變法到新文化運動,在各種“主義主張”“問題符號”激起的“思想戰”此起彼伏的歷史進程中,“孔教”問題始終隱伏其中。表面看,參與“孔教”論戰的雙方在爭執兩個問題:儒教是否是宗教?共和政體是否需要孔教?然而事實上,在孔教問題的背后存在一個更為實質性的問題是:應當如何處理“政教”問題以重新安排中國社會政治秩序。
 
本來,“政教”一詞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語境中,無非是指政治與教化,兩者并不構成嚴重的沖突關系,因為儒家既非嚴密的制度宗教,更無教會組織,國家體制雖呈現為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權之形態(尤以明清時代為甚),然而朝廷的政治權力與儒家士人集團處在一種互相利用又彼此制約的微妙關系當中,任何一方都不能斷然打破這種平衡以求單獨的發展,也就是說,政治與教化的互相兼顧才能使整個社會秩序得以平穩的延續。只是到了19世紀末的社會轉型時代,在西化思潮的不斷沖擊下,隨著各種外來的政治學說、宗教勢力的廣泛滲入,政教問題的性質發生了微妙而又重要的轉變——即在近代國家的建構過程中,政治與宗教究竟應當互不干涉還是應當攜手合作?不少士人精英意識到中國傳統文化不行的原因是由于缺乏宗教信仰,故應模仿西方宗教傳統也在中國重建制度性的宗教,以為由此就可改善整體國民的文化素質,進而增強抵抗外來帝國勢力的機制。于是,政教問題陡然成為與文化革新、體制變革密切相關的一項重要議題而廣受關注。
 
而在當下中國的改革運動得以全面深入之際,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開始受到正視和關注,于是,否定傳統才能步入現代的所謂啟蒙情結值得深刻反思,換言之,人們開始意識到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并非是格格不入的,那種以為傳統必阻礙現代發展的思想怪圈必須打破,從而回歸傳統文化的呼聲在社會各界此起彼伏。在這股傳統文化熱的背景下,有不少學者開始將眼光投向清末民初近代中國的思想界有關政教問題的大討論,進而發現一百二十年前的改革“先知”康有為竟有許多政教主張可以在當下社會被重新激活,出現了康有為被“符號化”的奇特現象。于是,政教問題——即所謂政治與儒教、制度與儒學如何平衡等問題的探討也在隨之升溫,而且相關討論似已不能滿足于歷史性的描述而應進入理論上的重建,甚至出現了借康有為之“酒”以澆自己“心中之塊壘”的現象。然而稍作省思即可發覺,其實作為“符號”的康有為已被抹上各種“顏色”,而其思想“本色”卻反被遮蔽。
 
因為,究竟何謂“政教”?政與教的關系究竟應如何調適?康有為借助“孔教”運動欲重構未來中國政教秩序的內在思想機制及其最終理論企圖又究竟何在?這些都是嚴肅的學術問題。然而說實話,對于這些問題進行嚴密的學術探討并非易事。我們的討論將建立在思想史與學術史的基礎之上,但目的并不在于有關政教論述的歷史重建,而是采取一種描述性的策略,對歷史上各種有關“政教”問題的論述特質以及當今學界對傳統政教觀的各種辨析乃至主張做一番歷史學的描述,同時,針對相關問題也作出必要的理論省察;至于傳統儒家文化的未來走向,則需要今后學界展開深入的理論反思和理性判斷。
 
現在放在讀者面前的這部小書是由一篇長文擴充而成,該文原題:《近代中國轉型時代“政教關系”問題——以反思康有為“孔教”運動為核心》,現將該文的“摘要”略作擴充,附在“導言”之末,或對讀者了解本書撰述之旨意及其思路有所幫助:
 
近年來,“政教”問題成了學界的一個熱點,引人深思。在近代中國的“轉型時代”,孔教運動的贊同者或反對者都面臨一個問題:究竟應當如何處理政教問題以重建中國政教秩序?依西學,“政教”系指政治與宗教的關系,歷史上有“合一”或“分離”等各種政教形態;由于中國傳統文化主流的儒教是指儒家教化系統而非嚴格宗教,公羊學所言“布政施教”蓋謂政事與教化的安排,因而英文Caesaropapism(意謂“愷撒與教皇的合一”)所表達的“政教合一”并不能照搬過來置入中國語境。即便在近代西方,“政教分離”已成為建構民族國家之政治前提,然而在“政教分離”原則之下,仍然存在各種不同的形態,既有積極的作為“建構原理”的政教分離形態,偏向于中立的寬松主義,又有消極的作為“限制原理”的政教分離形態,偏向于嚴格的分離主義。故不可一概而論。在中國歷史上,公羊學首倡“政教之始”之觀念,而公羊學儼然成為近代中國各種變法主張以及康有為孔教思想的重要資源,值得關注。
 
然而近年張灝撰文對中國歷史上的政教問題表示了重要關切,他通過對朱子《皇極辨》一文的前后兩個刻本的仔細解讀,發現朱子晚年思想由政教二元向一元發生了轉化,由此斷定朱子所追求的是三代社會政教合一的理想形態;基于此,張灝強調任何以政教一元論或二元論來涵蓋整個中國歷史都有可能失之武斷。無疑地,張灝的這個判斷非常重要,只是其對朱子文本的解讀似有失誤,故而值得重新探討。事實上,以朱子為代表的道學家高舉“天道”的旗幟,要求君臣共同遵守,因為道統在政統之上,政統須以遵從道統為前提,這就說明儒家政教觀并不是一元論的立場,而是表現為二元論下的政教依賴之形態。在秦漢以降的中國歷史上,明確主張回歸“官師政教合一”的先秦傳統則非18世紀清代中期史學家章學誠莫屬,顯示出其政治立場偏向于國家威權主義,只是他的這些政治主張在乾嘉時期尚乏人響應。
 
不過,到了道咸之后的晚清時代卻時來運轉,贏得了魏源、龔自珍等士人精英的積極回應,而政教問題更是急速升溫。戊戌變法之際便提出孔教主張的康有為更是以重建政教為核心問題,只是在具體策略上,他卻主張不妨因應時代潮流,采取“政教分離,雙輪并馳”的立場,表明其孔教主張并不是要回到歐洲中世紀的政教合一,而且他堅信與“政教分離”相配套的“信教自由”之觀念原是中國文化的老傳統,“儒釋道回”各尊其道、相安無事的歷史就充分表明了這一點,故而孔教國家化既是重建傳統,同時又能順應世界新潮流。但須指出,康氏孔教之論旨在將儒教向國家宗教的方向扭轉,其結果必帶來文化專制的負面效應,遂使“信教自由”變成一紙空文,特別是在帝制已然崩塌的背景下,仍抱守殘缺,欲變世俗儒教為國家宗教是既無必要也不可能了。
 
梁啟超早年追隨康有為的變法主張,甚至尊奉康為中國的“馬丁·路德”,然而就在戊戌失敗而流亡日本之后,很快他就借由日本接觸到西方有關“政教分離”問題的新知識,意識到這一近代國家的建國原則遠非康有為孔教思想所理解的那樣,于是,在1902年他便發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一文,在政教問題上公開表示與康氏分道揚鑣,自此之后,他在宗教問題上的理解再也沒有改變其立場;同時,他開始轉而關注“公私兩德”的道德重建問題,主張中國首先需要的是一場“道德革命”,并且認為培養“私德”才是重建社會“公德”的基礎,表現出“近代新儒家”向傳統文化的復歸立場,體現了重在調適傳統的文化保守主義風格。
 
及至當代新儒家,例如五十年代后“花果飄零”至港臺的新儒家與當時崇尚西方自由主義的學者之間竟然圍繞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政教問題也有過種種觀點上的碰撞。以殷海光等自由主義者為代表的學者堅定認為政教合一是保證古代中國“天子制度”之合法性的觀念基礎,故而政教合一體制“在傳統中國從未崩潰”;與此相反,當代新儒家如徐復觀等人則堅定認為,官師合一為特征的“政教合一”是比專制主義更為“專制”的政治主張,是“儒家絕不能加以承認”的觀點。甚至有當代儒者認為,由于“政教合一”屬于西方語境下的特殊用語,因此任何企圖以此觀念模式來探討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努力都屬于“食洋不化”之舉,不值一談。
 
當代新儒家與自由主義者之間的這場論爭的是非對錯姑當別論。要之,我們可以從中窺見,從“近代新儒家”到“當代新儒家”之所以對政教問題始終不能釋懷,充分表明政教問題是儒家文化在面對如何重建現代中國社會秩序之際必須做出回應的重要課題;而在我們看來,這同時也是為了應對中國“現代化”發展必須認真思考的時代課題——亦即如何在當下中國通過創造性轉化來善待儒家的社會教化意義?這應當是思考中國傳統文化未來走向之際所不能回避的時代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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