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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來:故人老沈
發表時間:2019-02-27 21:20:31    作者:陳來    來源:


我認識沈清松還是比較早的,是在1988年。1988年的8月在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開“儒學發展的問題及前景”國際學術研討會(8月29日至9月3日)。這次會議其實是杜維明先生主導的。它的意義是什么呢?因為以前海峽兩岸是不來往的,1988年臺灣剛剛開始允許兩岸探親,這是蔣經國晚年的一個重大決策。這次會議雖然不是在中國大陸舉行,但是,這是第一次大陸學者、臺灣學者和海外學者坐在一起,來討論儒學發展的問題。

1988年春天,我還在哈佛大學東亞系訪學,為了這次會議,杜維明先生建議我做一個準備材料以供大會參考,就是把那些年兩岸三地所有的儒學討論、各家各派的觀點和主張做一個梳理。我利用哈佛燕京圖書館的便利條件,做了一個很長的材料,將近四萬字,題目就叫《傳統儒學的評價與反思:有關近年儒學討論的參考資料》,后來這篇文章收入大會論文集《儒學發展的宏觀透視:新加坡1988年群英會記實》(杜維明主編,正中書局1997年出版),里面我也提到沈清松對儒學的看法。

這次群英會,來自美國的學者有余英時、杜維明、張灝、林毓生、傅偉勛。臺灣方面除了新儒家代表人物戴璉璋、蔡仁厚,還有韋政通,韋政通是自由主義的,但是他跟新儒家也有一些淵源關系,在臺灣學界里邊,他算是比較關心儒學發展的,盡管他的政治立場還是自由主義的。香港就是勞思光、劉述先,勞思光年齡比余英時還大,所以余先生都是讓他在前面。這就是海外儒家、新儒家的陣營吧。當然,臺灣參加的還有梅廣,他是做語言學的,當時在臺大,后來去了新竹清華;還有張亨,是新竹清華楊儒賓的老師,這兩位學者也是跟新儒家比較近,但不是明確的新儒家。此外,臺灣方面還有兩位比較年輕的,就是沈清松和傅佩榮。沈清松當時在政治大學,傅佩榮在臺大,他們倆都有一定的天主教背景。這是臺灣。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主要是龐樸、湯一介、蕭萐父、余敦康,這是年齡比較大的幾位前輩,還有就是首都師大的孫長江,復旦大學的朱維錚,還有當時推動新儒家研究計劃的方克立,以及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的包遵信,他是反儒學的、反傳統的代表。年輕的就是我和甘陽。當還有一些學者,我也不能一一記清了。當然,參會的還有新加坡本地的一些學者。整個華人、兩岸三地、包括海外的中國人能夠聚在一起,開儒學研討會,這是第一次,非常難得的一次盛會。

 

(1988年8月新加坡,右二為作者,中間為沈清松)

正是在這次會上,我認識的沈清松。這次會上,年輕的學者,中國大陸就我跟甘陽,臺灣的就是沈清松和傅佩榮。我們都是因為這次會認識的,以前也沒一起開過會。在我發表那一場,我跟沈清松也作了互動。這次大會可謂史無前例,每個人都是一時之選。我發表的論文《多元文化結構中的儒學及其定位》,是替儒學說話的。我的發言既回應了包遵信,也回應了傅偉勛。他們常常責難儒學:儒學能富國強兵嗎,能加強法制嗎,能發展高科技嗎?這種一元論就導出要全面改造儒學的設想,儒學要能發展出科學、民主,傅偉勛的想法就是這樣。他們從一元化思維對儒學的責難出發,由此發展出全盤改造儒學的計劃,其實這樣的主張是不能成立的。應該說我當時的反駁是有力的:“我們可曾向佛教要求浮士德精神,向神道要求民主理論,向印度教要求個性解放,向天主教要求科學認識論與方法論?”杜維明當時覺得這些反問很有力,對儒學處理文化論爭非常有利。以前是沒有人這么提問的,臺灣學者也很贊成我的看法。但是我們內部,他們多是啟蒙派嘛,包括湯一介、包遵信。我講完之后,他們就紛紛提問,都是從批評儒學的立場上來提的,對我為儒學的辯護提出一些質疑。當時臺灣的學者呢,我還記得戴璉璋、蔡仁厚就替我說話。戴璉璋很興奮,下來之后就跟我握手,說“我們的觀念是比較接近的!” 會后,這些臺灣學者在韋政通辦的《中國論壇》上針對這次盛會發了一組評論文章。沈清松在《中國論壇》上寫的評論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說,他們也是很多元的。就是說中國大陸的這些學者,他們看法不是一致的。這其實是個好事,就是說中國大陸的學者也不是鐵板一塊,我的講法可以說跟當時主流的看法是不一樣的。所以臺灣學者評論大陸學者說:他們還是很多元的。我覺得這個評價還是好的。   

 

 
次年1989年夏天,不到一年,這年7月我去夏威夷開第七屆國際中國討論會,以及第六屆東西方哲學家會議,兩個會是連著的。參加東西方哲學家會的人比較少,中國大陸可能就是我跟湯一介先生發言,其他先生都沒去成。張岱年先生沒去成,馮契先生也沒去成。臺灣去的就是沈清松,香港去的就是劉述先。東西方哲學家會的會期時間比較長,我印象中,那一次有一兩個星期。我們就住在那個林肯中心,因為跟沈清松比較熟,我就經常到沈清松的房間里聊天。他開玩笑說:“你每天來查崗!” 當時我正在寫王陽明的書,也跟他談談現象學的問題,因為他在歐洲留學,熟悉西方哲學。他當時用一個筆記本電腦來打字,他主要是用英文和法文來寫的,那個時候,中文的寫字軟件還不行。我們用中文軟件寫字,都到了九十年代以后,才可以用電腦作中文打字。我就好奇,看他用那個東西。每天沒事時,就到他那聊聊天。

然后到了1990年夏天,大概8月份,突然有一天,那時候我住在展覽館那邊,樓下有個公用電話就叫我,其實那時候我家里已經安了電話,但是我也沒告訴系里,我怕系里找我有事。在此之前,一般我用公用電話跟系里聯系。系里就告訴我臺灣來的沈清松,現在住在北京飯店哪一號房,跟你聯系。我就在家里給他打電話。他是參加中華書局的一個什么紀念活動,我記不清了,很可能是中華書局的一個什么活動。他跟他太太一起來,他太太叫劉千美。我就去北京飯店看他,那時候我住的離王府井也不是很遠,我住在城里。我陪他們到王府井大街走一走,到首飾店里看看首飾,我不記得買沒買,就是轉了一下。因為他住在王府井嘛,劉千美說北京是個國際化的大都市,說臺北的建筑面貌太難看,他用英文叫“ugly”。兩人的關系,和我們這里一樣,先生處處依著太太,沈清松說:“在家里,以坤為大嘛!”然后,他們的活動有一天是在北大,就在北大圖書館。開始很多人說話,如中華書局那些領導。我們其實跟中華書局也沒什么關系,沈清松就跟我,說:“哎!去看看馮先生!”他可能知道我跟馮先生的關系,因為1988年的時候,我有一篇文章在當時臺灣的《文星》雜志發表,講馮先生在寫《中國哲學史新編》的一些情況,他就知道我跟馮先生的關系。他說“去看看馮先生”,我說“好!”圖書館南門對面過了五六十米就進了燕南園了,我就領他去。當時有千美,還有政治大學的文學院院長王壽南,就一起去馮先生家。我去馮先生家,是推門就進,也不敲門。因為馮先生在里邊,有時候也聽不見,太麻煩。大家幾個人進去,那動靜就比較大了,馮先生的女婿蔡仲德就出來看看是誰。我跟他說,這是幾個臺灣的客人。沈清松的太太劉千美沒進來馮先生書房里坐,在走道跟蔡先生聊天,就在馮先生書房門口。為什么呢?因為劉千美的專業是美學,蔡仲德是音樂美學,他們就聊上了。我們就進去,我跟馮先生作了介紹,大家聊了一陣,當時也沒有具體的內容吧,就聊聊馮先生的狀況,因為當時馮先生身體狀況不是很好,三個月后他就去世了。我記得飯后沈清松他們還在北大校園里還走了一圈,那時候靜園和現在還不太一樣。劉千美走在靜園邊上看到螢火蟲,那應該是黃昏,她說:“你看,這里竟然有螢火蟲!”他就很高興。她說臺北的小孩子太可憐了,現在這些東西都看不到了。其實北京城里恐怕也看不到,那時北大的生態還行,還能看到螢火蟲。

 
(1990年8月看望馮友蘭先生,右二為沈清松,右一為作者)
 
 
(1990年8月,右一為沈清松,右二為作者)
 
1991年2月,我到夏威夷大學東西方中心文化與傳播研究所開“文化與社會: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反思”國際研討會。這次會議也是杜維明先生召集主辦的,主要討論兩岸三地關于中國文化的詮釋問題。北大還是我跟湯先生去的,上海有王元化,臺灣有沈清松等,美國有余英時、勞思光、傅偉勛,還是兩岸三地加美國的這些華人學者吧。王元化當時跟余英時有一點交鋒,后來王元化自己也輕描淡寫地寫了那個過程。余英時就說中國傳統還是尊重知識分子的,王元化就說中國傳統社會也不是尊重知識分子的,比如軍隊里。這次會議沈清松也在。我當時在那也講了一篇論文,主要是對八十年代文化熱的反思。到了秋天,沈清松就給我寫了信,他說他們在臺北辦了個雜志叫《哲學雜志》,這一期創刊號的主題是“文化運動的再出發”。他說夏威夷那個文章,你拿來我們發表好不好?我說行。但是我改寫了一下,因為去夏威夷時,剛剛開始用中文打字機打,寫了兩千字吧,就寫不下去了,不太會用那個東西,所以接到沈清松的信,我就重寫了一個一萬字左右的文章,這個就是《二十世紀文化運動的激進主義》,后來也發表在《東方雜志》的1993年第1期。

 

 
1992年夏天,我去臺灣中研院文哲所訪問,住在中研院。那時兩岸剛剛開始允許大陸的學者到臺灣,我們算是第一批吧。去了我就給沈清松打了電話,因為跟他已經比較熟了。沈清松就請他的小舅子開著車兩人就來了,因為他是住在政大木柵那邊,接上我就到他們家去了。在他家吃的飯,還跟他的岳父也聊了聊,他的岳父好像是海軍出身。他弟弟接完我就回去了,晚上沈清松叫了個出租,給了我三百塊錢臺幣,讓我乘出租回去。其實,打車只需要兩百塊錢臺幣。但是后來,那三百塊錢臺幣,我也都給了司機了。為什么呢?跟司機聊得很高興。司機是一貫道的,能講很多的儒家的人生、體悟,我就覺得聊得很投機。所以到了后,我就把三百塊錢都給他,我說不用找了。另一天,我和沈清松一起去了傅佩榮家。當時傅佩榮有個新居,剛裝修好的,花了好多錢。那天有我和沈清松夫婦、傅佩榮夫婦、馮滬祥夫婦。馮滬祥就提出來,我們幾個利用這個機會對談一下,他當時辦了一個國是雜志,他是國民黨里面最早反對李登輝的。我因為對臺灣的政治生態也不太了解,怕貿然涉及政治問題,不好把握,所以我就面有難色。后來沈清松說:“算了,沒有準備,不談這個了。”劉千美拿出馮辦的雜志給我看,說:“他是反對李登輝的。”

大概1994年,臺灣學者他們到北大哲學系來開會,當時好像是在圖書館東邊的現代物理中心開的會,來了好多臺灣學者。當時他們輔仁大學文學院的張振東院長發表的論文,我就從美德倫理的角度提了一個問題,沈清松最早也是輔仁畢業的,就趕快替張院長來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我問的這個問題的背景,是從美國發展出來一套哲學話語,他怕這個老先生可能不熟,就主動替輔仁的前輩來回應這些問題。

 

  (1994年,右一為沈清松,左二為作者)   
 

1996年,他們又到北大來了,當時臺灣大學陳文團和沈清松帶著學生來哲學系。1996年秋天我做了一個小手術,所以當時那個會我就沒去參加。系里的相關活動也沒參加。我當時在家里休息,晚上沈清松就帶著陳文團來看我,說聽說我做手術了。其實很小的手術。當時我住在燕北園,那個時候呢,我愛人就怕沈清松他們沒吃飯,還準備了飯。后來他們來了,說吃過了。

1999年7月25日至29日,第十一屆國際中國哲學會輪到在臺灣開,會議主題是“跨世紀的中國哲學:總結與展望”,27、28日會址在政治大學,29日在南華大學。1993年8月,第八屆國際中國哲學會是在北京大學開的,我張羅的這次會。還有一屆在波士頓,臺灣開的這次是由沈清松張羅主辦,當然我也去參加了。這次年會,我覺得開放性大一些,不僅是研究中國哲學的,包括研究馬哲的一些學者,也被邀請去參加。我記得人大的劉大椿,吉大的孫正聿、武大的歐陽康也參加了。由此可見沈清松在哲學上的廣泛包容性。

 
(1999年7月,右四為沈清松,右一為作者)

到了1999年的秋天,就出現了一些變化。1999年的秋天,我就到香港教書了。當時計劃名義上是一年,但也有可能我就在香港教下去了,取決于我的選擇吧。到香港安頓下來,我就給沈清松打個電話,他說要去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這是接秦家懿的位置。秦家懿去世了,他們要找一個人接替,最好是英法雙語都能講。沈清松就很合適,他的第一外文就是法文,英文他也會,本身他也有天主教的背景,正好接秦家懿最合適。他說:“本來我都要走了,碰到一個烏龍事件。”這是我第一次聽“烏龍”這個詞。他真正出發去可能要到年底了,我記不清了。此后我們再到臺灣就看不見他了,他的活動重點就已經轉移到了北美。沈清松的辦事能力很強,以前劉述先說過,他說臺北有兩個人很能做事,一個是黃俊杰,一個是沈清松。我覺得由于過早離開臺灣轉去北美,沈清松的干才沒有得到充分發揮。

 
(2005年夏威夷,東西方哲學家會議,右三為沈清松,左二為作者)
  
我在香港待一年就回來了。回來后,大概到2001年吧,第十二屆國際中國哲學會又開了,這次還是在北京。這回是由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方克立牽頭主辦的。這個時候,國際中國哲學會就遇上改革了,因為這么多年,都是成中英在一手領導。改革以后,成中英做名譽主席,那個時候傅偉勛已經去世了,沈清松做執行長,我和李晨陽做副執行長,我是代表中國大陸,李晨陽代表北美。其他地區的研究個體都太少了,最大的研究力量就是我們這邊,英語研究的力量主要就是北美。國際中國哲學會特別重要的功能就是聯系英語世界的作者、研究者,他們大部分還是在美國、北美。這樣新的國際中國哲學會,沈清松是執行長,我是副執行長,這是一個新的架構。

 
(2008年北京,沈清松與作者)

到了2008年吧,按照任期,07年就應該結束任期,已經過了七年了,后來沈清松就說,人換一換吧。中國大陸換誰呢?我的建議就是換郭齊勇。郭齊勇接著我去做副執行長。于是2008年沈清松來了北京一次,還專門到我家帶給我證書,就是為國際中國哲學會服務的一個證書。我開車送他回去酒店,請他在東單吃的飯。這是我跟沈清松在國際中國哲學會還有這么一段因緣。其實,國際中國哲學會的工作跟我們關系并不多,我那一段主要是把國際中國哲學會的資料放到我們北大哲學系的網上,包括中國哲學史學會的資料也放上去。那個時候,國際中國哲學會的全部資料,我都放到了北大哲學系的網上,包括章程、人員、地址等等,然后收會費。而國際中國哲學會活動基本都在海外,跟中國大陸的活動,基本沒什么交叉。沈清松因為活動基本以國外為主,我們見的就比較少了,可能就是后來在浙大開會見了一次,武大開會見了一次,慢慢聯系就少了。2008年我接了中國哲學史學會的會長,所以國內的這一攤,我們有自己的架構來發展。國際中國哲學會對我們自己的活動也沒有什么影響,它真正的活動,更多是在海外。中間他給我來過一次E-mail,是可能2015年,湯一介先生是14年去世的,2015年國際中國哲學會要在香港開會,想弄一個分組,紀念湯一介先生去世。他問我能不能來來參加,我說是什么時候?他說幾月。我說正好這個時間我在韓國訪問,所以香港的那次國際中國哲學會我就沒去。到了前幾年,北大要開世界哲學大會,每年開一次準備會議,好像是2017年,我在吃飯時看到他,好像沒什么人認識他,我就過去跟他了聊一下,但是因為飯廳人很多,所以也沒說上幾句話,就分手了。

 
(2012年,沈清松與作者在杭州)
 
2018年底,沈清松在加拿大突然去世,我也很感吃驚意外。幾十年來跟他交往的很多細節,現在想來還是歷歷在目。他去世后,我也看到他的學生寫的回憶文章,以及友人寫的紀念文章,特別是臺灣朋友祝悼他“安息主懷”,感到很欣慰。

(2019年2月23日陳來先生口述,翟奎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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