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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清
工夫論與做工夫——論王陽明編定《朱子晚年定論》的理論合理性
發表時間:2018-10-18 21:22:00    作者:杜保瑞    來源:《上饒師范學院學報》2018年第1期

【內容提要】王陽明編撰之《朱子晚年定論》一書,將朱熹與朋友通信中的一些話語抽出,認為這些思想是朱子晚年痛切悔悟、直下工夫之作,可視為朱子晚年之定論,而與其早歲“析心與理為二”“理在心外”“知而不行”諸說有所不同。朱熹的理論,一是由形上學普遍原理而論“理氣論”“心性情論”,一是由工夫次第而論“先知后行”,陽明的理論,核心的是“本體工夫”一路,因不解朱熹的哲學問題,故而有了錯誤的批評。至于晚年編選的朱熹文字,是朱熹與朋友往來反省責己之文,正是陽明喜談之本體工夫類型,故引為同道。實際上,編選之文中無一語言及對“先知后行”“理氣論”“心性情論”諸說的否定,朱熹只是認為自己學問做得多,卻沒有在心上實踐,這樣不是真正的儒者,所以深切自責而已。陽明還了朱熹有本體工夫的一半公道,卻沒有還朱熹哲學的全部公道。

【關鍵詞】朱熹、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


史上朱王之爭,在王陽明的立場上,可以說最后他以《朱子晚年定論》一書終結了這個爭議,宗旨就是,朱熹晚年的論述立場已經與他完全一致,自己的儒學就是朱熹的儒學,兩家毋庸爭議了。

就此而言,學界有若干討論指稱所編之朱熹文句其中有許多并非晚年之作,故而陽明的結論并不成立。筆者以為,朱熹文句的年代早晚問題并不重要,重點是為陽明所選編的朱熹文句究竟在什么意義下被陽明視為與己見相同,從而可以免去陽明對朱熹提出的許多理論上的攻擊意見?例如批判朱熹為“理在心外”“析心與理為二”,且主“知行合一”,甚至是“先行后知”,而非“先知后行”之見,等等。

本文之作,將先疏解陽明所編朱熹文句的理論意旨,其次討論該書之中的陽明及其弟子的評價意見,最終將指出,朱熹的工夫論與陽明的工夫論完全可以融合,因為真正的問題只是,陽明在《朱子晚年定論》書中談的是“要求做工夫”,而不是在談“工夫論”,“工夫論”和“要求做工夫”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但是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顯然是把朱熹談做工夫的話語視為與己意相同,

這也就是說,陽明總是談“要求做工夫”,雖然也談工夫論中的本體工夫、工夫入手、境界工夫,但關鍵就是要做工夫,因此更會要求眾人做工夫,而當朱熹談“工夫次第”的工夫論時,陽明即批評其為“知而不行”,一旦朱熹檢討自己做工夫不得力而反省自責并立志實踐時,陽明就覺得朱熹之意與己相同了。

實際上,陽明想的是“要求做工夫”,朱王之間并不是真的有什么工夫理論的絕大沖突,“要求做工夫”與“工夫理論”不是一回事,誰都會做工夫,做工夫就是反省、立志、改過這幾件事,至于工夫論,朱王有不同重點,但也不可能有理論的沖突,以為有重大沖突只是知識分子好勝爭強的意氣而已,理論上稍有方法論的分析能力者,都可以解消之[1]


一、王陽明究竟發現了什么朱子晚年定論


以下,筆者將王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做詳細解讀,目標在指點出王陽明挑選的朱熹文字,都談不上是什么工夫理論,而只是朱熹自己的反省自修,都是朱熹正在做工夫的句子,所以王陽明要的就是一個儒者必須要做工夫,并不是真的談了什么不同于朱熹、程頤的新的儒學工夫論,以下論之。

為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卻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卻煩勇革。不可茍避譏笑,卻誤人也。[2]128

朱熹對黃直卿說:為學要立本,就是要立志,書中義理可以弄清楚,好好玩味,不必花力氣去訓詁考據,過去文本也會有誤,但是,道理看明了,卻不能耐煩于勇敢改變自己的行為,這是不行的,硬撐、自以為是、不肯認錯,這樣也是誤人。

朱熹這段文字,就是要人實踐,這就是王陽明一貫的路數,也是陸象山的路數,并沒有談工夫理論,只是勸人去實踐,也就是要求做工夫。

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于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里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

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擾己,己立后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個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伯,將經世事業別作一個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終說不盡,臨風嘆息而已。[2]129

朱熹要呂子約直接涵養本源,雖然文字工夫不可廢,但日用之間的工夫更不可間斷,這就是時刻反省,這樣為官處事才不會與人奪權爭利。朱熹也反省自己有忘己逐物之病,也用了象山批評他的支離之病說自己。

不過,象山講的支離是指在義理文字上的工夫,而朱熹自謙的支離卻是貪外虛內的修養之病。引程頤的話,強調要自己安頓自己身心,就是要做工夫。

前此僭易拜稟博觀之蔽,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然觀來諭,似有未能遽舍之意,何邪?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為不少矣。

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為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乃今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功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于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2]129

朱熹開頭就先自謙,自責之前的博觀之弊。其實博觀無弊,弊在不實踐。然后就指出何叔京固然同意己說,卻似乎未能落實,所以朱熹再函說明,關鍵就在“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為不少矣”。

也就是說,重點在于自覺,自覺之后要在日用之間去下工夫,否則,心上不自覺,光研究義理,這不是圣學工夫,圣學工夫“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必須在生活中實踐,“幸于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這個察,就幾乎是程顥的識仁,察之即存守之,守此仁而已,也就是直接做工夫了。

以上這段文字,雖然朱熹自己批評書讀太多、研究文義太多,卻未及實行,但這并不表示朱熹所研究的義理以及所提出的工夫理論是不正確的,只能說,這些形上學的理論以及工夫論的理論就是為了實踐的依據以及實踐的方法而研究的正確知見,只是還差了身體力行這一步。

就像科學理論,沒有在科技上應用,并不表示理論錯誤,更不表示理論無價值,只是要利用厚生的話,就要藉由科技產品以為人類所使用,但普遍原理義上的科學理論,正是一切科技發明的依據,具有絕對的核心價值、關鍵地位,所以朱熹的形上學理論和下學上達以及求放心的工夫理論仍是正確的,而且,知了就是要行,要知得正確就是為了要行得正確,若未能行,等于白學了。

因此,被王陽明看重的這段文字,實際上就是朱熹指責自己沒有好好在心地上用功的文字,也就是朱熹自己要求自己要做工夫,也就是筆者于本文宗旨上所明言的,王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實際上就是談“要求做工夫”,而不是談了什么不一樣的工夫理論,但王陽明卻以為朱熹到了晚年開始講了跟自己一樣的工夫理論了。

示喻“天上無不識字的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卻不曾學得上天,即不如且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卻旋學上天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后,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著力讀書。閑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間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2]130

潘淑昌以“天上無不識字的神仙”比喻有科舉功名的人沒有學問不好的,所以必須好好做學問,不像有些人,讀書不看仔細,任意解說,所以論中一偏之弊。基本上這個反省就是要強調讀書識字搞學問,這正是朱熹擅長的武功。

但朱熹自己卻又做了反省,上天指的是各方面成功的人,關鍵就是真的去做,前說之弊是只知道人家有學問卻不知道人家已經做足了工夫,“卻不曾學得上天”,沒有學到別人做工夫的辛勞,“即不如且學上天耳”,還是應該先做工夫把自己搞好,這個工夫就是念頭的純化、意志的堅定。

這一步完成了,成了大人物了,再去加強那些學問上的工夫,“上得天了,卻旋學上天人,亦不妨也”。雖然如此,朱熹自己就是這種上得天了而搞起學問的人,但是,年紀越大,精力不從,讀書又變得不是最重要的事了。

“不是記事時節”,就是說也不是博聞強記的年紀了,那怎么辦呢?再度回到反省修心的工夫路上就對了。收斂身心,所以得力,得力是得在心上的篤定自信,對于價值感的堅定。心定了之后還是可以看書,看書貴在心領神會,有體會時,心下釋然。

這一段談話活生生地說出了朱熹在要求自己做工夫,以及要求別人做工夫方面的準確話語,實際上王陽明對朱熹哲學理論的所有批評,都是以做工夫的要求來批判理論建構的活動,說朱熹“理在心外”,說朱熹“析心與理為二”,說朱熹割裂知行,就是對朱熹談形上學理論的理氣心性情說予以不做工夫的“理在心外”“心理為二”的批評,這當然是不準確的進路。

又以“知行合一”的要求做工夫批評朱熹談“先知后行”的“工夫次第論”,這一樣是不準確的批評。王陽明所引的這一段文字,正顯示朱熹完全是在王陽明要求做工夫的思路之中,只可惜,王陽明對朱熹的所有批評顯示出他完全未進入朱熹的問題意識與思維世界。

并不是朱熹晚年領悟與王陽明相同,而是朱熹對王陽明所談的儒者就是要真切直接地做工夫的要求,自朱熹為學之始,就是走在這條路上,只是朱熹的形上學理論之心性情理氣說,工夫次第論之先知后行說,王陽明完全不能領會而已。

熹衰病,今歲幸不至劇,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冥目靜坐,卻得收拾放心,覺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頗恨盲廢之不早也。看書鮮識之喻,誠然。然嚴霜大凍之中,豈無些小風和日暖意思?要是多者勝耳![2]130

朱熹說因為自己身體不好,沒法好好讀書看文字,只好靜坐沉思,卻反而把自己的心念收拾得更好。

此說不能解為不讀書光打坐時反而工夫才能做得好,而是要認識到朱熹平日努力看書做解就是為了知識分子有個好的義理知見的依據而做的努力,在做這樣的學術事業的過程中,依然要回到本心時刻反省有無在待人時驕矜失禮之處,或是在做學問上投機懈怠之時。

而這樣的反思,卻只能是在不讀書不做學問而只是靜坐反思時才更能專心檢視,朱熹說“頗恨盲廢之不早也”,這只是文學手法,書生之氣的話語表示而已,當不得真。但是在“靜坐”中,“收拾放心”卻是直接收效,也是直接做工夫,做自己的修心工夫。

王陽明會引此文,正是因為朱熹自己講了要收拾放心的話,這就是要把胸中任何一絲雜念妄想除去的直接做工夫的話,然而,這樣的話終朱熹一生都是會說的,至于形上原理與工夫次第和本體工夫的話,卻是在讀書講明義理的狀態下才寫的文字,并不表示那些話不主張做工夫,而是那些話是關乎工夫理論以及它的普遍原理之依據。

而王陽明是知道要直接做工夫亦要求弟子做工夫,因而在看到朱熹也講自己做工夫的話語時便以之為同道者。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里”。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個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于吾事邪?[2]130

讀書的目的就是為了知人事,知了人事就要去做人事,但是朱熹的讀書又與一般的知人事是不同的,朱熹的讀書是為了理論研究以及義理考證,讓所謂的人事的道理被講明清楚,所以需要有理氣論的普遍原理以證性善論之為真,以及要有先知后行的工夫次第論使人的修養程途依序有據,

但這些理論做得再多再好,一樣自己要去實踐,朱熹沒有因為談理論而不實踐,實際上他談的正是實踐的目的與方向及方法的理論,他談理論是學術進路地談,他談實踐是自我要求地談,亦即是直接在做工夫的狀態下談,即如本文,引孟子言及程子言都是講要直接在心上做工夫。

為了科舉功名而讀書,為了較競辯論而讀書,不顧書中道理的實踐,只顧意旨的講究考索,這就是自己沒做工夫了,所以說“不知有己”,這樣便是“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這樣的書就是白讀了,一位儒者就要行修齊治平之事業的人,若不在自己身心上做,這儒書自然是白讀了,就算讀得再好,可以中舉,也與儒者氣象無關了。

其實,本段文字沒有談任何的工夫理論,而是說讀書了就是要去做的,也就是要求做工夫而已,而這正是這段文字被王陽明看上的關鍵。王陽明就是講直接做工夫,朱熹此文也是講不做工夫只讀書是沒用的,此旨兩人完全相同,實際上這種立場本來就是要相同的,

朱熹注四書,目的就是告訴儒者正確的價值觀以及修養方式,道理既明就是去做,所以讀書不是問題,沒去做才是問題,此理不需一直強調,本來如是,朱熹偶爾強調,王陽明見得天下人多不能實踐,故時時強調,甚至以為朱熹講的工夫理論是析心與理為二、外理于心、割裂知行,這是陽明的錯解。

但陽明特別標出朱熹強調做工夫的話語以為朱熹晚年在學問上的意旨和自己相同,這是拆解朱熹,捍衛己說的作法,不是對朱熹的正確解讀,若是陽明自己不要對朱熹批評過甚,而引用朱熹這些話與說朱熹自始即是與己相同,

筆者以為,如此才是善解朱熹,同時也是理解朱熹哲學理論的專家,當然,陽明不解朱熹并不妨礙陽明自己仍為大家,但是他對朱熹有錯解就是有錯解,此點必須為朱熹澄清。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為學規模次第如何?……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閑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且亦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為要;其余文字,且大概諷誦涵養,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2]131

大家都知道象山批評朱熹為支離,這個支離有兩層的意思,其一為談論概念范疇之間的關系,如理氣心性情概念關系,以其分析地說,故指為支離,其實這是形上學普遍原理的討論,目的在建立性善論以及成圣成賢的可能性,這是象山批評的主要脈絡。其二為先知后行,這是朱熹詮釋《大學》的工夫次第論,這是陽明以為朱熹支離的地方,以其不能知行合一,故為支離。

可以說兩家都是把朱熹理的建構當工夫實踐活動來批評,以朱熹不直接做工夫,因此批評為支離。其實,就為人處事而言,朱熹豈有不做工夫?不做工夫何必用功于書冊以定宗旨、以留下著作?這不都是為圣學而做的事功嗎?做事功而無理想的堅持是不可能的,所以朱熹當然時刻在做工夫,亦即象山自謂之易簡。

然而,此處朱熹自謂之支離者,實際上就是朱熹在作學問事功過程中對于自己的發心動念喜怒哀樂尚有不真切之處,自斥之為支離,所以說是“用功未切”,至于“減去文字工夫”,就是他的著書立說的事功稍停稍緩,讓心思多在念頭動機意志是非上打打轉,這樣就能“氣象甚適”,朱熹又要人多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就是孟子要人做工夫兼及性善建構的地方,所以朱熹講“著實體察收拾為要”,就是要在心上用功,管理體察自己的念頭動機意志喜怒等等,這還是要求做工夫,故為陽明所喜,然而,哪個儒者不做這樣的工夫?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這是儒者本來該做的事,并不是朱熹講了什么不做這些工夫的話,然后到了晚年再回頭講這些每個儒者都該做的事情的話。

熹衰病日侵……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2]131

朱熹自稱這幾天一直用心于反省自己的行為,使得事事都得其條理,價值意識分明,沒有進退得失之病。這段話說得還是有做工夫,至于價值是什么,事功是什么,何為是何為非,這就是學問知識上的事情了,這就需要講學究明,究明之后,拳守不失,時日既久,又或有失,那就再度反思究明,這也很合理,因為時間環境進度層次階級都會改變,外部環境既變,處事應對之理就宜再度深究追問,所以就“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其實就是時時在心上自我提醒,就是做工夫了。

聞向道之意甚勤。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為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后見得親切,卻看舊事,又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卻轉迷惑也。[2]131-132

這段話也就是強調既然看到自己的行為是為利而為,那就把這個行為給舍去,而若是知有所該做的事,那就要好好持守,不要自己懷疑迷惑。這一段話都是講就去做工夫的話語,跟王陽明平日教育子弟是同樣的話語類型。

日用工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爾。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汩溺于故紙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后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2]132

這一段文字好像朱熹在否定自己一生之中全力投入的學問事功,表面上看確實是如此,但筆者要好好疏理一下。首先,朱熹的讀書是研究做人處事的學問,也就是孔孟之學、周張二程之學,既要明解文義又要辯證道佛,這些皆是學問事功之事,做這些事是需要意志力的,這就是做工夫,而這些事情本身都是有益社會國家世人的,這就是儒者的家國大事之事功,但是做這些事的過程中卻需要有不斷的自我反思、自我敦勉之力,因為不如此,動力會不足;因為艱難,方向會偏失;因為私欲,時刻反省是必須的。

朱熹說:“日用工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這就是說反省動機意志是非好惡之心,本來就是朱熹自讀書明理以來的日課而已,雖老病卻不能懈怠。“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是對孟子操存舍亡之文的理解與實務經驗。

“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爾。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談的是修養自己,那就是要時刻處于警覺省察的狀態,但朱熹為了復興圣學的事功,是有可能會有貪功求快或傲視鄙人的毛病的,所以指責自己“太涉支離”,若非時刻警覺,就犯了“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爾”的毛病,即便努力問學講課,也未必濟事,也就是說:“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

因此就導出本文的宗旨:“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汩溺于故紙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后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其實就是檢討日用常行中的每時每刻的念頭好惡是否為公不為私。

這就是“正本清源”,就是“察事變之幾微”,雖然投身儒家義理研究就是偉大的事功、正確的人生道路,但就在為公的做事過程中,還是要時刻警惕自己的私心是否作祟,否則就是“失后忘前”,如此,“而可以謂之學乎?

所以,這一段文字不能理解為是朱熹否定了讀書,而是要求在讀書研究的學問事功之際,依然要時刻反省動機好惡勤惰是非,這就是做工夫,心念上用功,這和象山講的“先立乎其大者”以及王陽明講的“致良知”都是同樣的事情,都是確立價值然后就去做了。所以關鍵還是“去做”,王陽明選用此段的用意是引為同道,筆者以為,朱王就是同道,但不能認為朱熹否定了自己的哲學理論以及學術事功。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為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卻于日用工夫全少檢點。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欲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遍以告之也。[2]132

朱熹之“講論文義”,所講所說全是儒家的道理,所以“以為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此誠不假,并非虛言。讀書明理就是要去實踐的,但問題是,日常生活上的舉手投足言與應對,是否兢兢業業?這就是朱熹自己反省到的“卻于日用工夫全少檢點”,既要檢點,就是要“深省而痛懲”,但這就是自我檢討一事而已,檢討而有過,就悔過嚴懲。

嚴懲甚么呢?也不過就是勇猛地做該做的工夫就是了。筆者還是要強調,不是讀書明文義不對,這就是朱熹的學問事功,這和天下儒者或是政治事功、軍事事功、經濟事功、科技事功、醫療事功等等事功都是一樣的儒者事功,只是盡力于事功之際要時刻反思,要檢點,要深省。

這就是直接做工夫,而非只是談工夫理論的階段而已。當然,談工夫理論也是對的,這是儒學的學問事功。

熹窮居如昨……讀書反己,固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疆輔,因循汩沒,尋復失之。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已者,皆準止酒例戒而絕之,似覺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者,若充擴不已,補復前非,庶其有日。

舊讀《中庸》“慎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措詞煩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于冥漠之間,其亦誤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勒,懔然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至于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

蓋平日解經最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注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梢,看得支離,至于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2]132-133

這篇文字有好幾個重點。首先講讀書是對的,但讀了就要去做,所以朱熹反省自己沒有找到好的方法讓自己精神昂揚。于是針對《中庸》慎獨、《大學》誠意再做反思,重新理解到“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實際上這兩個觀念都是工夫論的觀念,朱熹過去覺得這套工夫要求得太嚴密了,做起來太辛苦,但在本文中指出這就是做工夫的真正關鍵,也就是在心上反思立志。

接著進入讀書工夫和反思工夫的討論中,也是本文最重要的部分。朱熹說,書本上的文字本身也有許多問題需要考究勘定,但朱熹自己卻多做得是義理的發揮,以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做了太多哲學理論的詮釋工作,于是人們變成只讀朱熹的注解,而少于經文本身。

但朱熹又覺得自己的詮釋注解只是“屋下架屋”“意味淡薄”,不如漢儒注經只是做了訓詁工作,亦即訂正字句推明字義而已,而不是發為長篇文字做哲學建構,因此漢儒之作,能讓讀者回到原典本身,這樣才能在自家身上落實。

對于朱熹以上的反省,筆者以為,朱熹自謙了。朱熹的理論發揮,面對的是真正的哲學問題,所有的意見都有創作的價值,至于朱熹自己的心思念頭,是否做到了盡善盡美,這當然是要另外下工夫,也就是說,朱熹自己也把工夫理論和做工夫搞混了,朱熹沒有做好修心工夫,并不等于他的工夫理論沒有提好,而他的工夫理論配合他的形上思想正是儒學理論建構的發展創新。

王陽明以為朱熹此處談的要求自己做工夫的說法正是和自己的理論一致的,其實,王陽明和朱熹的理論始終都是一致的,“知行合一”不礙“先知后行”,亦不礙“先行后知”,“理在心外”“心理為二”亦不礙“心即理”,理論上本就貫通,只是語意上、問題意識上明析后即可疏通,至于陽明自家的修養工夫以及朱熹自家的修養工夫,都是實做深做的,朱熹落在經典疏解上,陽明落在軍事教育上,都是大儒的行徑,而兩家的修心自省工夫,都是大家風范,陽明所選錄之本文,正是見證了朱熹的修心反省工夫真是無時無刻地在進行著。

朱熹反省自己在做學問事功時心念的凈化還不澈竟,必須再做慎獨誠意之工夫,于是在文字中間我們看到了朱熹自己就做了這樣的反思。至于朱熹對自己的學問事功的批評,批評這項工作使得后學者專注于義理,卻失去了反省自修之功,筆者以為,這項批評并不成立。

后學者是否落實于心性反思這就是做工夫的事情,做工夫都是自己作用在自己心上的事業,唯獨學問道理需要與大家講明,需要孔孟圣賢創作于前,而由后人習之,由學者注之,由哲學家與他家他教辯證之。

后學者是否好好自做工夫,與朱熹這樣的學者是否好好注解經文,這完全是兩回事,后者不會妨礙前者,只是學生們不知自己去心上用功,只是在知見上向朱熹學習,故而用在自家身心時并不得力而已。

總之,事功上朱王有別,學術理論和軍事教育有別,但兩者都是儒者事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豈不正是朱熹所為之學術事功嗎?所以朱熹也有事功。至于自己做心上反思的工夫,陽明死前說“此心光明,夫復何求”,王陽明選錄朱熹晚年定論之文,都是說明王陽明和朱熹都在做心上工夫,做工夫,就是陽明的宗旨。

但陽明也有工夫理論,也有學問事功,“知行合一、心即理、致良知、四句教”等等,無一不是他的學問事功,此外還有軍事、政治、教育的事功。而朱熹以學問事功為主,但也有地方官員施政以及教育之事功。也就是說,朱王皆有社會事功,也皆有學術事功,朱王亦皆做有反己自省之工夫。

因此,王陽明選編之《朱子晚年定論》,正好替朱熹解了套,朱熹也是實做工夫的儒者,并不是朱熹跟陽明的工夫理論就一樣了,而是朱熹跟陽明一樣都是做工夫的儒者,至于朱熹跟陽明的工夫理論本來就可以內部融通,關鍵是哲學基本問題的厘清。總之,朱熹跟陽明一樣是實做工夫的儒者,此處并無朱熹修改了自己的哲學理論的實際。

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強探必取巡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眾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于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向來所聞誨諭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吻合無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2]133

本文中朱熹屢屢強調涵養工夫,實際上朱熹繼承程頤而言“未發涵養、已發察識”,這是就工夫次第上說的工夫理論,就個人實際做工夫而言,“涵養克治”就是對付自己“氣質躁妄之偏”的,就理論而言都是清楚明白的,但在本文中的要點就是,朱熹發現自己“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不曾涵養克治”。

工夫理論是正確的,但是個人自己并沒有落實去實踐它,所以朱熹是發現了自己沒有好好實做工夫的問題,而不是發現了自己的工夫理論有誤的問題。問題還是有沒有做工夫,而不是過去的工夫理論錯了,現在要改正了。

為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卻向里工夫。[2]134

這段話說得簡明直截,根本就和象山、陽明平日講話一樣的,而且這類的話并不是偶一為之,而是像王陽明以為的整個晚年都是如此,牟宗三先生每每碰到此些語句的時候,就說這是朱熹恍然的穎悟,并非真正的見解。

實則不然,說得嚴重些,象山、陽明、牟宗三對朱熹的批評都是犯了書生好勝之氣所致,就此三家而言,還是王陽明大器些,干脆把朱熹拉為同道,而不再貶抑。因為,象山、陽明、牟宗三所認為的朱熹與自己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們三位都是心學家,都在強調要做工夫,都認為做工夫才是真正的儒者,都認為朱熹只是談理論,沒有談必須要做工夫的觀點。

但此刻,王陽明卻把朱熹談要做工夫的所有文章都找出來,一口氣編成一本書,所以直接否定了三位心學家對朱熹的批評立場。實際上,牟宗三也建立理論,建立做工夫的理論,把做工夫的理論和工夫論和形上學和知識論混在一起,創造了動態的形上學理論,實在是一套詭譎繁瑣的怪論。

簡言之,做工夫就是去做而已,好的老師就是要求弟子去做工夫就對了,好的儒者就是自己反省自己的工夫做得夠不夠,實際上所有的反省結果都是認為自己還大大地不夠的,其實沒有哪位儒者會覺得自己做夠了,王陽明說“此心光明,夫復何求”的時候是人生已到盡頭的臨死前的話,孔子都還講“若圣與仁,則吾豈敢”,所以此段文字中朱熹明講:“為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

也就是,做自己的心性工夫,自己要求自己就對了,不必去談什么理論而要跟人辯論。其實,象山、陽明、牟宗三反而是不斷地談理論,而且就是要跟朱熹做辯論的。

一句話,因為朱熹是理論能力最強的儒學家,三家也都想帶上這個桂冠,可是他們對朱熹的批評都是有誤的,他們對朱熹的批評的關鍵都是說朱熹有沒有實做工夫,而牟宗三則是把做工夫的活動創造成工夫論并形上學并知識論的新儒學理論。

就此而言,王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一書之編纂,至少在文字上讓所有人看到,就做工夫而言,朱熹所說的與象山、陽明的話都是一樣的,至于工夫理論,疏解之后則朱熹與三家都是可以溝通相融,共成一家的。

……年來覺得日前為學不得要領,自身做主不起,反為文字奪卻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為朋友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不知所以為賢者謀也。且如臨事遲回,瞻前顧后,只此亦可見得心術影子。

當時若得相聚一番,彼此極論,庶幾或有剖決之助。今又失此機會,極令人悵恨也!訓導后生,若說得是,當極有可自警省處,不會減人氣力。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絕紀,則雖不教后生,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處也。[2]134

本文就是朱熹自己自做心理修養工夫的話語。朱熹的事業是學術研究工作為主,雖然也在地方做個小官,但大片精力用在學問上。此處所謂“為學不得要領”,實際上就是生活上的事件之處理在價值方向上、意志堅定上不得要領,并不是理論的研究找不到路徑與觀點,說“自身做主不起”,就是沒在日常生活上搞定,還有些許得失利害之計慮,“且如臨事遲回,瞻前顧后,只此亦可見得心術影子”。

這都是自己檢討自己的心術使用,也就是正在做心性反省的工夫了。莫怪王陽明也選錄了這一段。

熹哀苦之余,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而前日不知于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悚,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又: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樸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于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

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卻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卻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于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2]134-135

講學是講道理,講理論,做工夫是以自己為實例,體證于身,要把平日所講的用在檢查自己的行為上。可以說,朱熹與象山之差別,象山就是要求弟子做工夫,而朱熹就是在談這些工夫理論及其所以為據的形上原理,但是,朱熹自己也做工夫,朱熹也知道光講究工夫理論是不足的,必須將理論用在實踐上,否則必不得力,故言:“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于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

如何體證?就是反省自己的念頭動機意志好惡是非,如其言:“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這樣自己反省自己,誠實地反省,就是做工夫,而反省的標準,就是平日所講的道理。

道理無誤,講道理是對的,沒有不對,不對的是沒有去實踐,所以,當象山弟子也愿意講學,朱熹是贊許的,而當他自己的弟子只知講學卻未實踐時,朱熹也是批評的。這一段文字,就是朱熹強調自己除了好好講學以外,更要把講學所明的道理用在自家身心上好好檢視一番,這一段文字,完全沒有否定講學時所講的內容,所以,不是工夫理論的問題,而是有沒有做工夫的問題。

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于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圣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個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里,此外更無別法。

若于此有個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故此奉報。[2]134

朱熹此文說第一義,其實,佛教所言的第一義就是去做,已經不講理論了,但朱熹以孟子話語為第一義時,指得是為人處世的最高理想目標。但是,指出理想也就是用來要去做的,朱熹不割裂孟子話語,所以去實踐孟子話語時,“若于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圣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這就是工夫做到了。

王陽明也不割裂孟子話語,但割裂了朱熹講“性即理”“事事物物有理”的話語。朱熹這些話,只要是去做了當然也成就圣賢人格,關鍵是有沒有去做,而不是朱熹的形上學、工夫論說得對不對。如何做呢?沒有別法,就是“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里,此外更無別法”。

藉由眼前事手中事,好好去做,“于此有個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朱熹很難得地在這篇文字中說自己有得力之處:“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故此奉報”。王陽明選出的這些朱熹文字,確實就是與王陽明平日所說的話頭意味是一樣的,所以引為同道。但是,這些話語及其意旨本來就是作為儒者的朱熹自身的修養,這并不是工夫理論,而是要求實做工夫,若論工夫理論,朱王之論亦必有融通之處,若論實做工夫,陽明已經證實朱熹做了工夫,那么,朱王之別還要再說什么呢?

王陽明以朱熹為同道之后,接下來的人應該是回頭去疏解陽明對朱熹理論的批評,使其融通,而不是再度建立理論,擴大沖突,如牟宗三先生之所為。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于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2]136

熹近來尤覺昏憒無進步處。蓋緣日前偷墮茍簡,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余,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覺悟,欲勇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強,不知終能有所濟否?[2]136-137

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現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的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現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所見亦是如此。

近因反求未得個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圣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為言句所桎梏,只為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2]137

以上三段,真陽明非喜愛不可之文句,思路與陽明強調的要做工夫是完全一致的。

第一段講自己跟隨李延平學習之時,老師講要體會未發時氣象,這其實就是涵養工夫,在朱熹后來的理論中也有極大的發揮。但是朱熹自己批評自己,當時更多的力氣用在理論的推敲思辨,反而少用于涵養省察自己的日用常行,所以對自己的工夫做得不夠,慚愧不已。

第二段講自己近日在生活上似無出路,心智恢墮,雖有講學,僅止于口耳,未能真在心上落實,應付自己日常事務,并不得力,頗悔于昔日并無真有深探力行之志。

第三段講真做工夫,就是發現良心,反省入心,立得本領,自然下學上達,倒不是在理論研討上找到程頤的依據再上溯孔孟的依據就是做了工夫了,而是直下會心立本。

朱熹以上所說,都是要做工夫,而儒家的工夫都是本體工夫,也就是心上落實的工夫,也就是提起良知,立志去實踐,實踐儒家四維、八德、五倫的價值信念。當人心意志堅定,自然在日用之間應對進退動則有據,不會茫無頭緒。

人生的成長都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發展的,環境在變角色在變,自我期許以及他人的期待也不斷改變,但始終都要把持頭腦,就是儒家的仁義禮知的價值觀,所以是時刻不停地反思的工夫。

朱熹此些話語是與他的生活對話,所以就不斷出現自我反思的語句,這就是自己在檢討做工夫,這樣的工夫,是儒者都是終生為之。

朱熹讀書研究儒學理論,是為弘揚儒學保住民族精神而做,厥功至偉,朱熹自己的生活是不斷反思,遙無止境,稍不懈怠。重點是,朱熹這些反思,沒有涉及自己的理論的對錯,講的都是自己的實踐的優劣,也就是做工夫的問題,而不是工夫論的問題。

宜哉陽明選錄以為同道,惜陽明不能理解朱熹理氣心性、先知后行之學的理論意義,以為與做工夫的要求不類而批評在先,之后再選錄朱熹自我反省之文才引為同道,繞了一個大彎,一樣沒有還朱熹真正的公道。

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為大病;然于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終身于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近因病后,不敢極力讀書,閑中卻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2]138

學者讀書明白道理然后去實踐它,但是讀書有學問自然能得社會地位,因此學者常常反過來為得社會地位而讀書,結果書中的道理說得頭頭是道,但就在自己的身心上沒有實踐落實,這就是“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更何況是那些讀書也未必深入的人。朱熹說自己病后少讀書,反而用功在心上,又“有進步”,顯然就是孟子“求放心”是要訣了。

其實,儒家所有的工夫論的命題意旨都是一樣的,一個收一個發,求放心是收,擴而充之是發,涵養察識是收,致良知是發,格致誠正是收,修齊治平是發,用任何一個概念講工夫在理論上都是相通的,重點是要去做。

朱熹畢生致力于理論,但作為一個儒者,也必須去做,本文就是朱熹強調去做的文字,而所做的工夫,以理論來說,孟子“求放心”已一語道盡了。

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里存心窮理,外人無交涉。然亦不免違條礙貫,看來無著力處,只有更攢近里面,安身立命爾。不審比日何所用心?因書及之,深所欲聞也。[2]138

朱熹此文中的窮理概念的用法,就是陽明的用法,就是自己找出仁義禮知的價值以訂正行為。至于研究理氣論的窮理,對朱熹而言,并不與此沖突,事物之理窮究清楚,就要去“正德利用厚生”了,當然,此處有事物以及事務的兩層意思,并且格物致知了以后,就是要誠意正心地做。

朱熹此處的“存心窮理”就是誠意正心地做,朱熹理氣論中的窮理,就是格物致知的工夫,格物致知之后,就要誠意正心,就是此文中的“向里存心窮理,外人無交涉”。是自己要求自己的,如果還不得力,也無別法,仍是“有更攢近里面,安身立命爾”。其實就是更加緊地堅定意志而已,也就是再做誠意正心的工夫。

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圣門所謂德業者,卻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為修業也。近覺向來為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

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浙中后來事體,大段支離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極令人難說,只得惶恐,痛自警省!恐未可專執舊說以為取舍也。[2]138-139

這段文字,明顯地批評自己過去的學術事功對自修之無直接效益,正是陽明心意。為何居官于修業無益呢?因為用力在官場傾軋的話,自然無益修身,但陽明不也說,就訟案中好好訟案就是致良知?

所以不是居官無益于修身,而是任何事情都與修身有關,但修身是本、事功是跡,依圣門事業而言,“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把字義搞清楚,也是修身,倒“不必編綴異聞,乃為修業也”。就是做了一大堆的思想比較,尋源溯本,增加知見。朱熹此說,對于自己在學術事功上的多方窮索做了檢討。

其實,“向外浮泛之弊”重點不在向外,而在浮泛,講清楚的觀念就去實用好了,不必再多方考索,以為賣弄學識的聰明,“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朱熹此說,也是客氣了,看朱熹的理論,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言,豈有“浮泛之弊”,都是大家之論,否則孟子之文、董仲舒之文,相比于《論語》之簡要,豈不都是“浮泛”之文了。

重點是,找到要旨就去做,“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但這里說的是自己的日用常行,要做工夫,倒不是學術研究妨礙了做工夫,而是不立志做工夫才使得生活不得力。

朱熹最后一段“浙中后來事體,大段支離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極令人難說,只得惶恐,痛自警省!恐未可專執舊說以為取舍也”,筆者以為是自謙之詞,批評自己心上少做工夫,學問再大,沒有入心就是邪說,

筆者以為朱熹此說過度謙虛,批判自己過于用力,實是警醒自反之詞,朱熹也沒具體指出哪些理論有誤,實際上朱熹也不會認為自己的那些理論有誤,這篇文章以及陽明所選的其他文章都是人際往來書信之文,朋友酬酢之際,多方自省,正是做工夫實際。

承喻仁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熹意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于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于動靜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工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之譏也。如何如何?[2]140

朱熹自己大做學問,談“仁者天地生物之心”,現在吳德夫也談仁說,朱熹卻說談得甚好,但不如篤志力行之,“于動靜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

朱熹并不是說理論談得不對,而是強調要實做工夫,“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理論是對的,但要在自家身心上作用,“工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

真有作用,自己的人欲就察覺了,自能自己導正而回復天理,若是沒做工夫,沒有立志,理論說得再多也不實用,就變成“今大體未正,而便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之譏也”。

講理論要講對,講對了就要去做,否則說食不飽,這就是強調要做工夫。“去人欲存天理”是工夫論,朱熹陽明共主之,“仁說”也是朱熹的大作,理論上未有廢置,只是強調要去實踐而已。

 

二、王陽明及其弟子于《朱子晚年定論》說了什么?


以上,筆者已經疏理完《朱子晚年定論》全書之文義,以下,再就《朱子晚年定論》書中的陽明語及弟子語進行討論。

陽明于《朱子晚年定論》的刊頭語中,首先說了自己讀書過程,曾經入迷于佛老,后又返正于吾儒,深信吾儒一切具足,但是卻對朱熹的理論,多有不契,其言:

獨于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恒疚于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于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后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為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

世之所傳《集注》《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為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于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謬戾者,而世之學者局于見聞,不過持循講習于此。其余悟后之論,概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于后事也乎?

予既自幸其說之不謬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于異端;輒采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于吾說,而圣學之明可冀矣![2]128

陽明即知即行,智慧勇氣超乎常人,學問事功成就之后,對于曠古來今的朱熹思想,有所不契,又不能全予否認,于是建立“中年未定之論”的朱熹學思和“晚年定論”的朱熹學思,于是引為同道,慶朱熹先得之于我心,從此心下安然矣,弟子亦釋然有據矣。

細究王陽明對朱熹的批評,主要在于“理在心外”“心理為二”“知而不行”“先知后行”諸說,這些不契,并不是佛老與吾儒之異同問題,只是當他自己歸返吾儒之后,體會致“良知”“知行合一”之后,深疑為何朱熹之言與己不類。

但就在重新翻閱朱熹文集之后,找到朱熹晚年許多書信中的文字強調返歸自心、篤志力行的話語之后,深慶皆與己說相同,歡喜朱熹已悔其早歲之說,因而所論已與己同,顯然朱熹到了晚年亦得到王陽明的骨髓,欣喜之余,編輯成書,示諸弟子,要求共學。

筆者以為,朱熹中年之論及晚歲之著,皆是一以貫之,就是形上學普遍原理以及工夫論之說,而工夫論中,猶重《大學》工夫次第之論,但亦重與象山、陽明一樣的本體工夫之論,更有書信往來痛切責己之文。

至于陽明所編選之朱文,本貫串其中歲、晚歲,其實都是朱熹之文,重點在于,朱熹也講“要求做工夫”的話了。

陽明講的晚歲之文置身于中歲之作中,象山、陽明皆不察,皆率以己意先予批判,獨陽明更用心些,后來察之,然仍不能與朱熹所論之“理氣心性、先知后行”之說并合而觀以為一致之論,然而全部都是朱熹文字,差別就是一說理論一說實踐,理論為普世共法,實踐為修證于己心之文,實踐之文倡直接做工夫,悔日用常行未能真正得力,故而深致檢討,正是朱熹自己用功于修身之文。

理論之文,置諸天地,繼往開來,為儒學正法,既有創作性善論的本體論之理氣心性情說,又有延續內圣外王的先知后行之工夫次第說。

理論上無弊,必與象山、陽明之論融貫同構,只象山、陽明直接用力于實踐,圣學之理了悟于胸,直接用于自己實踐以及帶領弟子,眼見收效快速,如禪宗之于佛教,也是直接講做工夫之宗派,于是陸、王皆將理論之事,置諸高閣,唯種實踐。

至于理論事業,唯待有哲學問題意識的學者來繼續鉆研、辯證三教,如朱熹之學問事功,然其效用不在日用常行,而在義理辯證與理論創造之處。陽明、象山皆不契其說,因兩家皆重于立即性的教育事功,理論上的深思力辨不及朱熹,卻每以立志實踐譏朱熹之學為支離。

實際上,立志實踐作為工夫理論,亦早已出現在朱熹之作中,不必等到晚歲,朱熹自稱其悔者,不過未之力行,而絕非在于理論。陽明、象山重力行,理論上也絕不能否定朱熹的“理氣心性、先知后行”之說,筆者于《南宋儒學》之書中即已指出[3],象山的“理氣論”及“先知后行”論同于朱熹,筆者于《對王陽明批評朱熹的理論反省》[1]一文中,亦指出其中的許多問題意識的錯置,理論上陽明絕不能駁倒朱熹。

此處《朱子晚年定論》之書文,只能證明朱熹是大儒,陽明是大儒,儒者就是要做工夫的,陽明做到,朱熹也做到,書中無一文字及于對過去理論的具體辯誤,說得都是自己檢討用功不得力的愧文,而這正是“要求直接做工夫”的象山、陽明的主調,故而陽明喜之,以著文定論引為同道,實際上尚未還朱熹理論與實踐的真正公道。又:

臨川吳氏曰:……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為俗學矣,而其為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此則嘉定以后朱門末學之敝,而未有能救之者也。[2]141

此說中直以朱熹后學淪于“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為俗學矣,而其為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實際上這是人身攻擊,是人格批評,而不是理論批評,此說中亦無一字詞置于論說朱熹的“理氣心性情”諸理論,最多批評朱熹弟子亦未身體力行。

然而,弟子未能身體力行豈是老師理論的錯誤?那么孔孟弟子如何?孔孟豈不理論有誤?不能分清楚理論的本身和行為的本身,這是知識分子好勝之見,理論是理性上去辨證的,實踐是感性上去作用的,朱熹在實踐的感性上自我批評,都被陽明及其弟子在理論的理性上去理解了,以為朱熹后悔了理論,其實朱熹只是感性上去后悔實踐之不力而已。

門人零都袁慶麟曰:

《朱子晚年定論》,我陽明先生在留都時所采集者也。……惟朱子一生勤苦,以惠來學,凡一言一字,皆所當守;而獨表章是、尊崇乎此者,蓋以為朱子之定見也。今學者不求諸此,而猶踵其所悔,是蹈舛也,豈善學朱子者哉?

麟無似,從事于朱子之訓余三十年,非不專且篤,而竟亦未有居安資深之地,則猶以為知之未詳,而覽之未博也。……及讀是編,始釋然,盡投其所業,假館而受學,蓋三月而若將有聞焉。然后知向之所學,乃朱子中年未定之論,是故三十年而無獲。……[2]142

袁氏讀朱熹書三十年不解其意,經過陽明一編選,就大徹大悟,此公資質非常有問題,也是過譽了師門,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知識分子對于公私義利之辨不易過關,孟子告誡之,就算過關了,對于做工夫與工夫理論不易過關,亦即對于理論與實踐不易分辨,陽明就是分不清理論與實踐,總以“要求做工夫”為工夫論,

牟宗三則是分不清工夫論和形上學,以工夫論為實做工夫,繼以實做工夫為形上學,于是倡說動態的形上學,真乃宋明新儒學與當代新儒家之大過。辨及道佛,既不理解,又以價值意識鄙視傲人。辨及儒門,則是好高自視,傷及同門,必欲己說為一大高屋建瓴而寧損同門之見矣。


三、結論


王陽明理論上有其創建,但在哲學問題上沒有遍觀之睿智,但他有良心,畢竟上窮碧落下黃泉地為朱熹編選朱熹自己言說的《朱子晚年定論》,把自己一生篤志力行之學與朱公共擁之,從教育弟子處說,為朱熹選編《朱子晚年定論》仍是有功于儒學,但為儒學理論發展計,亦是有過于儒學,仍有損于朱熹。

就《朱子晚年定論》全書而言,朱熹所述,皆痛切悔悟自己未能身體力行之言,陽明心學重實踐,對于此些文字,深喜其說,皆同己意,故引為同道,說為定論。本文主張,這是王陽明混淆了做工夫與工夫論的界線。

儒家工夫都是本體工夫,意即心上修養的工夫,純化意志,篤定實踐,此事表現在深自反省之際,做工夫就是要反省自己的動機之是非好惡,檢索有無好勝妒忌懈怠貪求之病,凡行為于此,即是做工夫。

至于工夫理論,有心理修養的本體工夫,有身體修煉的工夫,有工夫入手、工夫次第,還有境界工夫。為使工夫論于理有據,還有形上學普遍原理,就儒學而言,就是朱熹的理氣心性情論,這就是繼承發揚先秦儒家天道論性善論的統合之作。

朱熹以學問事功見長,陽明以軍事教育事功見長,兩人皆有事功,儒家是要有現實事功的,這也是儒者別于道佛之立足點。孔孟亦無陽明許大軍事事功,孔孟卻有學術人格事功,也沒有被陽明比下去了。

至于個人的修身工夫,朱熹做工夫,陽明做工夫,《朱子晚年定論》就是王陽明替朱熹證明朱熹有在自家心上做工夫的著作。于工夫論中,朱熹重下學上達,此為通人計,陽明重知行合一,此就實際處言,理論上不須別異高下。

《朱子晚年定論》書文中多有朱熹批評自己讀書太多且不得力,故而深切自責,宜靜心反省,反而得力之說,這就是朱熹在做自我反省的心上修養工夫,文中無一語及于朱熹對自己任何理論內涵進行更動,只深責未能力行。

因此,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只是還了一半的公道,而犧牲了朱熹建構儒學理論的形象地位。至于牟宗三先生,不僅以做工夫貶抑工夫論,還把做工夫高抬為動態的形上學,愈說愈遠,書生好勝之意氣,高己貶人之心胸,溢于言表,不僅于儒學理論發展無益,亦扭曲了儒學理論的完整風貌。

 

【原文參考文】

[1]杜保瑞.對王陽明批評朱熹的理論反省[J].臺大哲學論評,2012(44)33-72.

[2] 王守仁.王陽明全集[M].吳光,錢明,董平,等編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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