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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內涵,新方法——“禮學與中國傳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發表時間:2018-12-29 22:07:00    作者:覃力維     來源:《光明日報》2018年12月29日11版
由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辦的“禮學與中國傳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日前在武漢大學召開。來自海內外的70余位專家學者,從文獻學、歷史學、哲學、法學、社會學等多種學科的多維視角,就禮學文獻、禮儀制度、禮學思想、禮法關系、禮樂文明的現實關懷等問題展開了深入討論。

傳統的禮學研究,多集中于“三禮”文獻,楊華(武漢大學)認為,廣義的禮學研究,應當包括更多禮義、禮儀、禮典、禮法等內容。此次會議設置了禮學文獻研究、禮樂制度與古代國家治理、古代禮樂思想研究、禮儀實踐與古代日常生活等多個主題。會議討論分為禮學文獻研究、禮儀制度研究、禮學思想研究三組,便凸顯了跨學科、跨時段的特點。

禮學文獻的經學注疏、訓詁釋義、文本流傳等問題,仍是禮學研究的基本話題。有學者考證古禮所見服飾、儀式問題。有的則關注禮學史的人物、著述、注疏源流,進而討論其與時代的互動關系。喪祭之禮,一直是傳統禮學的中心議題,也是學界研究的重點。多位學者從不同角度探討了古人喪禮、喪服的變遷與文化特征。禮儀制度的研究,特別關注國家禮制,包括郊祀、明堂、祖廟、鹵薄等,將歷史學與經學史結合起來考察。

禮學思想的闡發,本來是中國哲學的研究內容之一,此次會議中也多有討論。郭齊勇(武漢大學)《儒家禮樂文明的人文精神及其現代意義》、彭林(清華大學)《禮樂教化與儒家的修齊治平之道》、金秉駿(韓國首爾大學)《從權利概念看古代禮學》等,探討了禮的起源、本質及其對中國文明與中國人文精神的影響。曹建墩(河南大學)《禮、宗教與中國早期文明的生成模式》、黃懷信(曲阜師大)《說“禮”:以諸〈禮〉為例》、賈晉華(香港理工大學)《義和儀在早期禮文化發展中的合一和分離》等,從宏觀上論述了中華古禮的起源及其早期內涵。

很多學者特別關注儒家禮制與中國傳統社會民間教化的關系。趙克生(海南師大)《明清鄉賢祠祀的演化邏輯》、張煥君(山西師大)《孔廟祭祀與鄉村教化:以山西現存鄉村孔廟及方志碑刻為中心》、王振忠(復旦大學)《太平天國以后徽州祭祀禮儀的重整:以抄本〈祭神祀祖大例集記〉為例》、楊華《酬世文獻與中國傳統禮制的下移》等,均以民間資料對此問題作了新闡述。

禮制不只是中華文明的標志,它對東亞文化圈的形成也產生了根本影響。吾妻重二(日本關西大學)《日本近世的儒教喪祭禮儀:〈家禮〉與日本》、佐藤トゥイウェン(日本關西大學)《越南“家訓”文獻所見傳統倫理》等,便討論了禮制在日本、越南等地的傳播問題。

總之,本次會議討論的議題,從時段上涵蓋先秦至近世,在話題上涉及國家祭祀和民間禮儀,在地域上包括中國和域外,范圍相當廣泛。

此次禮學會議還體現出跨學科的研究特點,來自文獻學、歷史學、哲學、法學、社會學等多種學科的多維視角,為相關研究注入了豐富內涵和研究活力。

不同學科的介入,提出了以往傳統禮學研究不太關注的一些新問題。例如,吳麗娛(中國社科院)特別注意到老子、九宮貴神祭祀在唐代禮制中的出現,由之說明儒、道禮制的沖突和融合。曾磊(中國社科院)《秦漢社會禮儀中的用色考察:以喪禮和降禮為例》,主要從顏色與信仰的角度,探究了白色與喪葬、投降禮儀的關系。吳飛(北京大學)引入人類學和民俗學方法,討論傳統禮學中聚訟千年的“三年之喪”起源問題,檢討了近代以來對上古族群的研究,從而支持東夷葬俗論。水野卓(日本愛媛大學)《春秋時代的“樂”:從音樂與國家統治的關系出發》,從音樂的角度研究禮制。馬小紅(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古代以禮為核心的“混合法”體系借鑒》,引入了法律學中的“混合法”觀念,用以分析古代禮法及其當代影響。禮圖之學也受到重視,丁鼎(山東師大)《中國禮圖學的歷史、現狀與發展趨勢》、馬延輝(清華大學)《論楊復〈儀禮圖〉之學術價值》二文,既運用了經學研究方法,也反映出考古資料、影視技術為傳統禮學帶來的良性觸動。

新材料對于禮學研究的推動,也是本次會議的一大亮點。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一是對考古材料、出土文獻的關注。郭旭東(安陽師院)《“方帝”卜辭與殷人祭帝之禮》、劉源(中國社科院)《從“賜貝”到“冊命”:金文所見殷周文化制度的繼承與變革》、賈海生(浙江大學)《賜服制度與設官分職》、西山尚志(山東大學)《上博楚簡〈民之父母〉的儒道融合》、楊勇(湖南大學)《秦簡祠祀律令及相關問題》、朱紅林(吉林大學)《說“下酒”:〈周禮〉鄭注的考古學研究之二》、來國龍(美國佛羅里達大學)《馬王堆喪服圖考》、呂靜(復旦大學)《兩漢喪儀中的新元素:漆面罩及銅鏡功用之考察》、施宇莉(復旦大學)《樂浪漆篋圖像所見漢代禮俗》等文,都特別注意利用甲骨文、金文、簡帛、漆器、銅鏡等出土資料。

二是民間文獻的運用。熊術之(北京出版社)《嘉靖初期陳鳳梧的地方禮治:以山東、應天兩地的公文碑史料為中心》,以及張煥君、王振忠、楊華等人的研究,則披露了與后代禮制相關的碑刻、抄本等民間文獻。

三是域外文獻的發掘,如吾妻重二文中采用了大量日本文獻,佐藤トゥイウェン的研究則基本信賴越南的漢文資料。

正如老一輩禮學專家呂友仁(河南師范大學)在《觀察禮學對大學文科教材影響的一個視角》中所指出的那樣,完全用“封建性的糟粕”來給“三禮”文獻和禮學研究定性,已經不能適應當今時代。采用多種視角、多種材料,來全面、客觀地研究傳統禮學,進而將其轉化為當今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有益資源,是與會學者的一致呼聲。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光明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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